我的父亲：心无旁骛行大道

——写在爱建特种基金会成立30周年

暨贝竹韵诞辰100周年之际

62届中五己班 贝新桢

父亲贝竹韵生平最后一个职业驿站是，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他的职务是副总经理，特种基金会秘书长。此前，他先后担任过黄浦区棉布区店经理，综合公司经理，区商业局、手工业局、集管局副局长，解放前后，他曾经是金安保险公司襄理，德丰祥绸布庄副经理。

纵观父亲一生，是“经理”资本的人生。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他一直在为党和人民打理资本，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兢兢业业地做事。

父亲追悼会上，我写了一副挽联：驾鹤西去慈父高风永存心头，运作资本经理生涯可资后人。

对于父亲这样一个始终被冠以“资本家”的人，漫漫人生路，一直在“经理”资本。我在他的灵前，声声悼念的“可资后人”，到底是什么呢？

一言蔽之：心无旁骛跟党走。

一

1949年5月，东方破晓，上海解放了。我家住在金陵东路，那天非常清晰地看见，斜对面的黄浦公安分局大门口，悬挂了一面白旗。

父亲和我一起伫立窗前，他告诉我，扯白旗就是投降，国民党向共产党投降了。现在想起来，这一天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有着“变更”命运的决定性意义，我从父亲平静的语气里，感受到的是，一个上海滩青年资本家对共产党的坦然接受，甚至是对“改朝换代”的一份心仪的期盼，对未来的一种莫名的兴奋与憧憬。

当时二十六岁的父亲，已经接触了不少“进步”读物，有鲁迅的、茅盾的、邹韬奋的；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在他的书橱里看到过一本早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

由此可见，父亲在解放初期的种种表现，是由其思想根植的。一个殷实家庭里的知识青年，往往会有自选的思想走向。他不仅崇尚“德先生赛先生”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也信服“己之不欲，不施与人”的古训，同时，先贤们描摹的“人类大同”的社会，让他向往与迷恋。总之，要求国家进步，是父亲的思想底色。

共产党打过长江之时，不少上海的老板都在准备逃到香港去。当时，我家的一个亲戚，曾经为我父母做媒的大佬，已经在香港为我们找好了房子，已经到了“说走就走”的历史紧要关头。

此时此刻，父亲毅然选择了留下，选择了新社会，选择了共产党。

我为此写过“假如”，假如当时我们举家南迁了，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我家、我们这些后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生活没有“假如”，而父亲对49年的决定，始终无怨无悔。

这是父亲“心无旁骛行大道”的第一步。从此，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他积极投身到解放初期的各项活动中，他听命于“思想改造”，努力表现出一个“青年资本家”的进步要求。

这一切，组织是看在眼里的，贝竹韵先后担任了黄浦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人大代表。

父亲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对于共产党关于“改造旧思想”的号召，他言听计从；对新思想的学习非常热衷，他积极参加了工商经济研究会的学习，成了工商青年中的学习积极分子；在实际行动中，他担任了工商界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这也许是性格使然，但我更觉得，这是他在学习中获得的觉悟使然。

父亲只是解放初期一批“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进步资产阶级分子中的一员，如果有人质疑他们是“被逼无奈”，是“夹缝中求生”，是“假积极”；那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父亲他们是真诚的，哪怕退一万步说，那个时候，父亲头脑里还有许多幼学所得的关于“做人”的孔孟之道，还有“坦诚相见”的共产党的“共同纲领”，这一切在“好学生”的头脑里是挥之不去的。他不是市刽，他不会也不好意思戴着假面具招摇过市。

二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对于父亲来说，势必要涉及个人的、家庭的、家族的利益。

在我的记忆里，祖父开的而由我父亲掌管的绸缎棉布店五反中，被判定为“半守法户”。父亲似乎为此颇感轻松，一改那些“打虎”日子里的焦虑期待。他对母亲说，合情合理，我心悦诚服。

为了补税（或许是罚款），家里人一起把一个银器柜里的银子器皿挑出一些来，扔在麻袋里，卖掉变现。大家在一起挑拣，我甚至感觉像打麦场上的农妇们在选种子，平平常常，并没有怨天尤人。

今天回想起来，父亲当时在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他知道“土地改革”，他知道“黄世仁”的下场，他知道在上海“削刀磨剪刀”的白俄，是从苏维埃逃出来的。那么，父亲对“运动”的服从甚至拥护，是不是一种“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的无奈呢？

我更愿意相信，这是父亲对共产党的信任，对党和政府领袖的崇拜。他相信共产党要变革旧上海，就像要关赌场，禁妓院，消停黄金荣一样，对私营企业也要刮骨疗毒，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改造一个不合理、不共情的社会，都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种积极的“匹夫”心态，让他认清自己在“天下兴亡”中应有的角色地位。从他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中更可以看到这个“资本家”的心路历程。

现在有人说，一夜之间，资本家的财产就清零了，资本家能没有怨气吗？但那时的父亲对合营确实是竭诚拥护的，不仅带头把自己的产业合营给国家，还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工商青年突击队，帮助政府搞好公私合营的工作。他是兴奋的，有的是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憧憬，并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的智慧与能力。

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不仅是党的政策的英明机巧，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五星红旗上的一颗星，顾大局，识大体，自我尊重，作为得体，这难道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阶级自觉吗？领袖们接受资本家送来的大合营红色喜报时的情景，双方的笑颜就是明证。

父亲在工商青年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我以为，他决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跟着共产党走，已经逐步变成了他心目中的一个方向，一个信念，由“朦胧”被动，蜕变成了“心无旁骛”的自觉自愿。

合营后，父亲被提拔为黄浦区棉布业区店的经理，他由原来管理一个店，现在要管理一个区的上百家店，这种党和人民的信任，无疑进一步影响他的三观，他对党，对党的事业，对党的政策，势必更加亲近，更加拥戴。

这段时间，亲戚们都惊讶于贝家大少爷的表现和共产党对他的“礼遇”。母亲娘家的老少爷们在人民公园的茶室里议论纷纷，他们来问母亲，姑爷是不是解放前就是“地下党”？弄得母亲一头雾水。

三

贝竹韵被称为黄浦区的“老土地”，在调任筹备爱建之前，他一直在黄浦区的多个部门当领导。以至于改革开放后，黄浦区重建“城隍庙”，请一些“老土地”开会出主意，父亲首邀其中。

这一段，当各色副局长的日子，父亲还积极参与了工商联、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活动与工作。前者是工作岗位，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后者是党团结联络工商界的地方，父亲积极参与其中，体现了他不断靠拢党组织，不断改造自己、摆正位置的愿望。

贝竹韵在党和政府的下属经济部门当领导，当时讲的是“有职有权”。我感觉到，那段时间父亲心情是舒畅的，工作是热忱的。他遇到的党的领导对他是尊重的，一个中年资本家没有被“怠慢”，更不要说“歧视”了。

有一天，父亲回家很兴奋，他到“文化广场”去听外交部长陈毅的报告了。父亲定了十六级干部，十七级及以上干部才有听国家领导人报告的资格。晚上，他给我们讲陈毅出访东南亚的一些故事，还学着陈毅拿大蒲扇的样子。我惊讶于父亲的语文“复述”能力之余，深深感到，他已经自觉地融入了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当中了。

为了更好地当局长、当经理，父亲虽然有大同大学的学历，但还是报名去读上海财经大学的夜大学，业余学习经济管理，他十分刻苦认真。有一次他让韩家伯伯（后来的嘉定县副县长）带上他家孩子和我们两弟兄先去杭州，他自己上完课再坐夜班火车，一清早赶来，抓紧时间玩一天。想想现在大学生“翘课”习以为常，不知“贝老板”何以如此恪守校规？

还应该说到的是，父亲那时节极其下苦功夫地学习俄语。他做了大量生词卡片，一有工夫，就哼哼唧唧地背单词。他订阅了许许多多俄文的书报杂志，有《真理报》、《少年真理报》、《鳄鱼》漫画杂志，等等，每天有邮差送来，父亲根本来不及看的。后来他已经可以翻译俄文的文学作品。我记得他翻译了一篇《高尔基与孩子们》投给了《少年文艺》，不料想别人同样翻译的这篇文章登在了一张报纸上。也许是出师不利吧，我再没有见他从事俄译中。但是，此一斑窥全豹，当年自上而下“学习苏联老大哥”之声，尘嚣甚上，父亲此举同样是“听话”“跟走”的一种表现。

四

十年动乱了。戴着“资产阶级”桂冠的资本家们无一幸免。精明如靖公者，请博物馆来把他价值连城的珍藏书画“收缴”了，免得红卫兵一把野火照天烧。代表性人物尚且惊恐如此，其他“老板”的遭遇可想而知。

某晚，局党委书记悄悄对父亲说，局里的造反队去你家抄家了。父亲便留在局里和书记一起“加班”，一起吃“阳春面”。后来，父亲还踯躅街头，直到午夜才回家，为的是避免遇到局机关的人员，他天真地认为这样可以避免难堪。运动不断升级，资本家已经不仅仅是“难堪”了，抄家再度升级，装了两卡车“战利品”凯旋。

以后父亲“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工厂劳动，长达十年之久，16级干部工资没有了，按家里人头拿生活费。再以后，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一笔糊涂账，父亲也欣然接受。

在这至暗时刻，父亲当然关心自己的命运，同样也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家里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被抄走了，我到中央商场买了一根磁棒，用肥皂盒给他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在传单满天飞的日子里，他就靠这个简陋的手工制品每天倾听来自中央的大道消息，我想，父亲在那些迷茫的时光下，依然对党抱有一份最原始最朴素的期望。

终于，一切不正常开始从上到下地认识了，一切不合情理的怪诞被清理收拾了，一切讲究善良与人性的东西重新在坊间重视，一切热爱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有用之才受到了信任与重用。

父亲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好好先生”。他满腔热情地拥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投身到黄浦区各界人士的大学习当中，积极参与民建、工商联的恢复工作。他走访了许多在运动中受冲击的“原工商业者”，为党和政府拨乱反正的工作步骤提供了依据。

和父亲一起搞调研的有一个诗人，叫辛笛。比父亲年长11岁，2004年去世。父亲曾让我找找辛笛的作品，我想他大概是希望看到诗人和资本家共事在“拨乱反正”年间的回忆，那段时光，是父亲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重启了心无旁骛跟党走的人生历程。

父亲官复原职，在集体事业管理局当领导期间，一心想着公务，想着把工作做好。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他到改革开放的深圳去考察，买了一份盒饭，头一次发现白塑料饭盒，这东西上海还没见过，于是他竟然洗洗干净带回上海，让集管局下属的塑料制品厂赶紧生产。

一个中年资本家在突如其来的错误运动中，受了创伤。能够自己舔舐伤口，捐弃前嫌，已属不易；能够自己调整心态，步入新的时代，更属不易；能够自己通过深思熟虑，探索事物的真谛，对共产党始终抱有一份好感，依然相信中国这首航船一定会有最好的舵手，这是阅历使然，认知使然，更是道德文化使然；不能不说，这是贝竹韵，其人使然！

五

1979年9月，父亲被借调到刘靖基领衔的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搞筹备工作。

在邓小平总设计师的规划、支持下，上海资本家拿出一部分落实政策发还的钱，成立了一家集体所有制性质经济实体。父亲成了公司的开山元老。

这意味着他将脱离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的商业大区黄浦区。当时，有人劝他，黄浦区是你的老根据地，这里有你的人脉地位，有你的叫的应的朋友，你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如果离开黄浦，太可惜了，你可要三思而行啊。

父亲不是没有犹豫。毕竟“故土难离”，他熟悉黄浦，服务黄浦，热爱黄浦。现在要去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地方，能施展自己的能力吗？能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吗？56岁的贝竹韵面临抉择。

其实，对新生事物的敏感与欣喜，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一个中年资本家，同样会钟情新事物。父亲认识到，这个暂时只有区区“两个亿”资本的新型经济体，却是新时代襁褓中一个有着不可低估生命力的新生儿，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时期的一个态度，一个与党心心相印的明证，一个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的例证。

时不我待，党在召唤，贝竹韵毅然决意地登上了爱建这首刚刚启航的新船。此后三十年间，父亲从部门经理，晋升到上市公司副总经理，最后又到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会当秘书长。

三十年，在父亲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重要阶段，他亲历了爱建的筹建、发展、上市、不断壮大的“峥嵘岁月”。在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产物、市场经济的新生儿的公司里，父亲大概没有了“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桎梏”的心理压力，经过动乱十年之后的刮骨疗伤，有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终于实现了他读夜校时的梦想：摘掉“老板”的帽子，当一名普通劳动者。

这时候他的聪明才智，有了用武之地。解放后的财经大学“充电”，似乎是歪打正着，使他在同类人中，有了大家看得见的长处，他全心全意致力于“爱国建设”，无一日不把爱建的盈利挂在心上。

生意上的决策须要敏锐和智慧，父亲做人做事也有稳健和谨慎的一面，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也决定了“操盘手”的输赢。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当天来的一位大领导对我说。你父亲为爱建赚了不少钱。

贝竹韵在爱建素有“铁算盘”的美誉，有人说，贝总给爱建攒下了“压箱底”的资本，为爱建躲过劫难与风险准备了实力。在他的决策和操治下，爱建的第一家联办企业——浦江手表厂、爱建的第一家全资企业——爱建打字服务社、爱建的第一家与外省合作企业——福州上海西餐厅，等等相继诞生，人们说，爱建有一批上海滩上的老法师在做经营，股票看涨。我看到了“老法师”贝竹韵满面春风。

父亲在工商界有深广的人脉，一家家爱建的区县分公司开起来了，分公司的经理不少是父亲的工商界里的老同事、老朋友。他们对贝竹韵有一种马首是瞻的信任，父亲对他们更是充分尊重，信赖有加。父亲请出嘉定纺织业的元老韩炳初，主政爱建嘉定分公司，嘉定政府由此发现了人才，老韩当选了嘉定县副县长。

我记得，父亲不止一次询问我，你们区里教育上有没有需要资助的项目。我心里明白，爱建的基金会在做慈善好事，父亲有心想帮帮我的“东家”。

父亲和李正庭、陶敏之夫妇是几十年的挚友，他请李正庭出山，由此爱建纺织品公司风生水起，“买衣料，到爱建”响彻上海大街小巷。

我几次听父亲讲起基金会对一些原工商业者的帮助，搞过一些老股东的活动。因为基金会正是在当时一批爱建元老手上搞起来的，父亲又是在基金会秘书长任上退下来的，他对基金会确实抱有一份深深的感情。

他彻底从爱建退下来之后，有意思的是，他每个星期总有一天会到基金会去坐坐。据说那天爱建退下来的有头有脸的“老家伙”都会去碰碰头，聚一聚。除了说说话，了解了解爱建的“新闻”，还一起吃一顿盒饭。这是“老领导”爱建岁月的延续，也是他们难以割舍的友情、事业情。

六

回顾父亲的职业生涯，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的谆谆教诲，他不远万里到边疆来看我、我妻和孙子，我们秉烛夜谈……这一切的一切，犹如昨日，历历在目。不思量，自难忘，我饱和着热泪，写着写着，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写作，不仅是我作为儿子的责无旁贷的责任，更是一种国家历史的召唤，也是党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感召。

从我读书时代起，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其中都有“家庭出身”这一栏。每每当我写下“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负罪感”、“羞愧感”。我被告诫“夹着尾巴做人”，“与家庭、与剥削者划清界线”。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很听话，规规矩矩地这样做了。

这样的父子关系非常奇特：人伦是原始的，本能的；父父子子，血脉亲情。但另有一种声音，非常强大：亲不亲，阶级分，不能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直到真理标准深入人心，改革开放阳光明媚，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征程的今天，实事求是地认识现象、把握本质，是党的谆谆教诲，也是十四亿中国人确立的思维准则。

今天，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十年之久，他看着建立起来、发展起来的、心心念念的爱建基金会也已经三十而立。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仰望着父亲的遗像，我似乎重新认识了这个西装革履、胸怀坦荡的“资本家”，我们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心无旁骛跟党走的一生。

不仅仅是父亲一个人，而是和父亲相似的许多人，一个中国资本主义初期形成的中小资本家群体，这个群体基本人格是，听党的话，跟着党一步步往前走。他们随着社会的变革，合着“我和我的祖国”的节拍，心甘情愿地变革着自己，和党一起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画出了最大同心圆。

他们走过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他们卸下资本的重负，愿意走一条劳资平等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走过了“合营后”时期，他们乐意“赎买”，甘心为党和人民打工，拿着一份国家发给的工资，跟全国人民一起唱“社会主义好”，投入建设大潮。他们和大家一样，在十年动乱中受苦受难，但依然相信党，依然相信民族的未来。到了新时期，他们有了从所未有的宽松的政治环境，有能力的人得到了重用，他们更加亲近党，坚信党的领导核心，在“听、跟”的道路上更加坚定。

有人说，他们是违心的、被迫无奈的、不是真心实意的。这种无端的猜度源于“左”的思潮，源于有偏颇的所谓“阶级论”。决不能否定党的统一战线的英明政策和伟大成果，不能看不到五星红旗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一颗星，也有其自身的理想光芒和爱国自觉。

我很早就觉得，父亲对共产党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言行一致，心无旁骛。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和父亲的谈话中，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对时政发什么牢骚，对政策路线有什么“妄议”。

如今有一批人，走上了和父亲当年有某种相似的道路，他们也开始运作和积累资本，他们也被称为了“老板”“经理”，有了自己的产业。

当然，非公经济人士从事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贝竹韵们起家从事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也必然有一个遵纪守法、听命政策的问题，这与贝总们没有二致。

对“老老板”的中肯评价，对“新老板”必定有长足的意义。父亲的一生，跟着共产党走，走了一辈子，不仅他自己无怨无悔，而且影响了他周围的一批人，影响了他的子孙后代。我以为，对于今天的非公经济人士，应该具有榜样的意义。

父亲一生心无旁骛跟党走的故事，可以写一首长诗，可以写一本书。我用区区七千余字只能扼要讲讲他在解放以后的心路历程。对于父亲这样一个阶层，一个群体，他们在社会历史各个阶段的表现，他们不断演进的思想意识，他们的历史作用，可以做许许多多的研究。

亲爱的父亲，今天的社会比起你当年跟着靖公开创爱建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不一样了，爱建基金会三十年后还在继续做着慈善。我去见了爱建的、基金会的领导，他们大概比当年的你们更具有现代理念，更具有文化自信。可以展望老一辈开创的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好。

人在做，天在看，大千世界，沧海桑田，都在你们的俯瞰之中……

（于2023.2.21）

本站按：我校62届中五己班校友贝新祯毕业于华东师大物理系。先后在新疆和上海教育部门工作过，被命名为新疆阿勒泰地区和上海静安区的优秀拔尖人才，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

贝新祯校友大学毕业正逢文革，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充军”到西北边陲阿勒泰地区师范学校任教，任教学科也由大学所学的物理专业改为文史专业。就是在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环境下，又面临专业不对口的特殊情况，贝新祯校友凭着在附中期间打下的扎实功底和父亲对自己的谆谆教诲，为边疆教育开辟了一畦碧绿的学苑。父亲曾不远万里从上海来看望他的全家，父子俩曾秉烛夜谈……这一切，犹如昨日，历历在目。

这篇作品是儿子对父亲的缅怀和感恩。难忘这个西装革履、胸怀坦荡的“资本家”，因为，他的一生，是心无旁骛跟党走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