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花向每个奋进者开绽(67届中五乙班  叶骏)

2018/7/7

生命之花向每个奋进者开绽

67届中五乙班  叶骏

KTV版《我们这一辈》（演唱  王佑贵）

（一）挫折

1966年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采用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方式。十年“动乱”，对于文化传统的破坏登峰造极，超过1840年以后在大陆国土上历次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对许多家庭的破坏也是“史无前例”，继而影响社会风气，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讲礼仪、重道德的习俗荡然无存。

我们家也和其他千千万万户的家庭一样，遭到掠夺式的破坏。由于父亲的原因，那年8月，他单位的“造反派”就来“抄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悉数掠去，还把父母亲关到居委会办公室，24小时逼供，两个妹妹吓得直哭。我作为孩子中的老大，只能自己做饭给弟弟妹妹吃。我从来没有烧过饭，在邻居帮助下，勉强烧出了夹生饭，再搞点剩菜，勉强应付过去。晚上只能睡在客堂间地上，因为房间都被封了。躺在客厅地板上，望着睡觉的弟妹，自己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相依为命。好在第二天母亲先回家了，我也可以回到三层阁楼的小房间，这才发现，这些“造反派”连我中学生的房间都要抄，东西翻得一塌糊涂，我自己把零用钱积攒起来去福州路旧书店买的略微有些价值的书，如1905年出版的《汉英词典》、民国版的《古文观止》等都被抄走了……当时，我的心境可想而知，这段经历也成为心底不想去触碰的地方。

中四年级拟提前参加六六年高考的四位“跳级”同学

（左起：卢毅成、叶骏、冯才根、姜叙伦）

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自己当时对这些造反派的行为并没有认识是一种反人权、反人性的暴行，只以为这就是所谓的“革命”。等母亲回家后，我又到学校去参加“运动”了，学校已经贴满大字报，在揭发学校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我也被不点名地受到批判。我的“跳级”（即跳过中四年级直接进入中五年级跟班学习并参加当年高考——本站注）也被终止。在“动乱”中，学校校长遭到部分学生的殴打，一个耳朵被打聋了，一些优秀老师被挂上牌子挨打批斗，有的女教师被剪“阴阳头”受尽凌辱。在这种氛围中，人性之恶的部分被煽动出来，这些中学生对培养教育他们的老师做出这种兽行是应该好好忏悔的。

第二年，学校红卫兵组织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把我也吸收进去了。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离开了班级，全身心地投入文艺小分队的工作，自编自演了不少节目，后来还担任了小分队队长，走遍了虹口区所有舞台，还到横沙岛、昆山花桥等农村演出。

文艺宣传小分队在排练节目

（左起：马孝年、邓若三、谭晶华、叶骏）

在那个年月里，对领袖人物的盲目崇拜登峰造极，我们中学生都卷入其中，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搞得像宗教仪式。好在一段时间以后，这股热潮就结束了。在这个潮流中，自己认认真真地学了毛泽东的著作，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老三篇”和许多语录都能够背出来。那时，我也读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限于当时的年龄和知识水平，读不太懂，也理解不深。惟有毛泽东的著作读来亲切，用词精辟，明白易懂，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

（二）下乡

1968年下半年，中学生的毕业分配陆续开始了。我们那一届的分配是“四个面向”，我作为家里的长子，可以分配到上海工厂里当工人。但是，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我想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更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磨炼、去改造自己。

那时学校都已入驻了工人宣传队，每个班有一位工人师傅负责。我没有回家与母亲商量，就向工人师傅表了态，还贴出了决心书。工人师傅看我态度这么坚决，他还是讲人情的，马上与我弟弟的学校联系（弟弟是与我同届的初中生），把弟弟安排到去工厂的名单上。

这时，先期已去郊区星火农场工作的66届中三丁班校友熊海钧来找我，给我看了10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草房赞”的社论和报道，说他们正在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创建连队，现在正缺人，希望我能加入。我听了，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马上从包里掏出录用通知单，填上我名字。我匆匆赶回家，告诉父母亲我的决定。他们见我决心已定，也未加阻拦，默默地帮我准备行装。凭这通知，我办理了户口迁移，领到了补助的棉布等票证，买了被子、蚊帐等必需品，前后只有几天的准备时间。11月3日，我们在人民广场集中坐车前往上海市南郊海边的星火农场。弟弟代表父母前来送行，小分队的朋友也来了。我高高兴兴地踏上了下乡务农的路程。

沐浴着金秋的阳光，大客车从人民广场出发，到闵行镇上车船渡轮渡过黄浦江，在奉贤西渡镇上岸，然后直接驶向星火农场，一路驶了近四个小时。好在大家情绪很高，唱唱歌，说说话，不知不觉很快就到了。华东师大一附中共有十几位同学去星火农场，我们被安排在两个连队：“五七”连队和“五七”三连。熊海钧就是“五七”三连的连长。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农场把生产大队的名称都改成连队了。我被分在“五七”三连3排3班，并担任班长。整个连队只有两排匆匆盖起的草房和一个食堂，床都没有，在草房的泥地上铺了一层稻草，我们的被褥就铺在稻草上，一个排的男生都住在一起。条件真的是简陋呵。好在电已经通了。晚上洗漱完就睡了。十几个男生挤在地铺上，倒也蛮暖和的。

第二天就开始劳动了。秋收已经结束，我们被安排去割芦苇，准备继续盖草房迎接即将到来的新职工。我们集体步行到海滩边，翻过人民塘海堤，只见海滩边是一大片芦苇荡，海风吹来，芦花起伏飘逸，伴随着轻微芦苇相擦的窸窣声，偶尔会有一两只野鸭飞出来，好一派自然美景。可我们无暇欣赏。

在老职工指导下，我们用镰刀开始了我们的劳动生活。半天下来，手上都被刀把磨出了水泡。午饭是炊事班送到现场的，咸菜汤里漂着几片肉片，外加几个白馒头，虽然简单，肚子饿了，吃得分外香。休息时，各排之间还互相“拉歌”，充满乐观气氛和青春活力。下午主要是把割下的芦苇搬到海堤上，让拖拉机运回去。晚上，食堂里供应的是用新大米煮出来的饭，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菜，我竟然吃了一斤米饭。再看其他男生，好多人也吃了一斤。现在回忆还真是难以想象。

起水泡的右手掌疼痛难忍，我们用针线小心地挑穿水泡，这样，皮下的嫩肉就不会暴露。尽管如此，第二天再握镰刀时，右手还是非常疼痛。大家都咬牙坚持着。当时的口号是：“要问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要问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什么叫经受艰苦磨练，这就是开始。

（三）休假

由于大家劳动热情高涨，任务提前完成，连队决定放3天假，让我们回家整休一次。

13日一早，离家才十天，已是归心似箭。那时，要向北穿过钱桥镇，步行整整两个小时，才有停靠长途汽车的光明镇车站。乘车、摆渡、再乘车，路上化了四五个小时才到家。父母亲和弟妹看到我回家非常惊喜，因为当时通讯十分落后，根本没有可能提前告知。仅仅十天，我的脸不光晒黑了，在海风的劲吹下，鼻子上都蜕皮了。母亲看了很心疼，但她不表露出来，怕影响我的情绪。晚饭后，我去澡堂洗了澡，美美地睡了一觉。

当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每天去单位干体力活；母亲仍然在里弄生产组上班。第二天，母亲没去上班，帮我准备棉袄；又炒了两斤面粉，拌上芝麻和糖，装在广口瓶里让我带回去，以便肚饿时“垫垫饥”。带着家人的嘱托和温馨，我按期返回了连队。

返回农场的路上，我看到当时上海郊区农民都已住上了砖瓦房，农场场部和其他连队也都是砖瓦房，很少有职工还在住草房。事后才知道，当时大批上海知识青年要去农场工作，根本来不及准备房子和床。自己动手盖草房、睡地铺，既体现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又解了安置困难的燃眉之急。匆忙盖起的草房，不牢固，也不安全，不能长期居住。我记得很清楚，1969年的3月13日，农场下了一场罕见的春雪，积雪厚达两厘米。我们都高兴地堆雪人、拍照，可没饭吃了，积雪压塌了食堂的屋顶和烟囱，还好没有伤到炊事班的职工。场部紧急调运了其他连队食堂的饭菜过来，连续几天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在草房里住了两年多，我们终于有了新的“家”——住进了盼望已久的新砖瓦房，也睡上了铁床。

（四）考验

劳动是辛苦的，但苦中有乐。没有耕耘的辛苦，我们无法享受收获的喜悦——脸朝泥土背朝天，弯腰曲背一整天，春种和夏种两季，赤脚在水田里拔秧、插秧；夏秋两季收获，靠肩膀把割下的稻子挑到打谷场，还比赛谁挑得多——通向海边的千米长的田埂上，远远望去一担担稻垛在匀速而整齐地移动着，挑稻人都被稻垛遮住了。那“一根扁担两头稻，只见稻垛不见脸”的镜头，非常壮观，且充满了喜悦。

冬季，我们兴修水利，男使铁锹女挑泥，是一年中最累的时候。

一会儿，场部文艺小分队慰问来了，在河岸边自编自演快板书和表演唱；一会儿休息了，我们嚼着馒头喝着水，远远飘来广播喇叭里沪语演唱的“我伲社员挑河泥”的歌曲，真是别有滋味……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绣地球的劳动中改造自己”，这些理念支撑着我们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在“五七”三连工作了4年，当过班长、排长和连委委员，没有一天脱离劳动——那4年，是我使劲最大的4年，皮肤晒黑了，身体壮实了，学会了套牛犁田使耙等各种农活；是我吃苦最多的4年，双手布满了老茧，背颈处被扁担磨出了肉疙瘩，还不怕脏不怕臭地手撕猪塮肥料；也是我变化最明显的4年，遇到困难时，意志变得坚强了，碰到问题时，思考变得全面了……从一个文弱的中学生变成为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劳动者。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国家也在发生变化。党的九大以后，各行业陆续恢复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看到身边陆续有同事被吸收入党，也勾起了心底的夙愿。1970年的春天，我正式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71年冬，党支部讨论了我的申请，并向场党委组织组递交了报告。最终被否决，理由是家庭情况复杂，还要再考验。我没有想到，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入党会这么难。再说我入党的事连队中已传开，有职工向我祝贺，其窘状可想而知。当然，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把自己所承担的各项工作努力去做好。

在农场机关大门口的留影

不久，我离开连队调到场部机关工作，先是到工业组当组员，负责联系制药、化工、农药等工厂；我还去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业余工大的机械制造教材，化了一年时间，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另外，上海一批制线、织带、制绳小工厂，下放落实到星火六七个连队，推动了农场经济发展。后来，我担任了农场工会副主任；还参加过场党委组织工作组，到问题连队帮助整顿秩序、促进生产，或协助工厂破案……每换一个岗位、每接手一件新工作，我都把它视作是学习锻炼的机会，认真负责地把工作做好。

那时，农场职工每年有抽调去上海企业工作的，或做中学老师的，自己也曾心动，也希望命运之神能光顾自己。但是，最终还是“大我”战胜“小我”，愉快地留下来。我记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曾到农场来组稿，我把自己的学习体会整理出来，写了一篇“贵在自觉”的文章，被收录于《青年思想漫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一书中。这是自己第一次将写的文字变成铅字，印象深刻，也算是当时思想的总结吧。

经过6年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1975年10月，农场党委终于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那时没有预备期，一经批准就是正式党员。10天以后，我就被任命为13连的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并兼任连队指导员。

（五）转折

13连是个老连队，比较乱，许多工作推不下去，原来的指导员年纪也大了，农场党委就让我去接替他的工作。1975年正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各行各业进行整顿的时候，我也借这个势头，和连队班子一起商量，先把排长调整好。原先老职工中有些人自己怕苦不愿干活，还在青年职工中拉帮结派，影响不好。我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老职工中几个较有能力的挑出来担任排长，扬长避短；对个别“混病假”不出工并散布落后言论的进行批判帮助。“两头”一抓，中间就带起来了。

连长是位有经验的老农民。我看到连队右侧有几十亩荒地无法耕种，就和连长商量是否可以养鱼。他说可以。我们一拍即合，当年冬天就组织职工围鱼塘，第二年开春，买了数千尾鱼苗放下去。当年大丰收，年终岁尾排水捕鱼，半斤多的野生鲫鱼、一斤多的喂养鲢鱼活蹦乱跳，还抓到了十几个野生大甲鱼。在打谷场上，我们设摊按照农场渔业队批发价，非常便宜地卖给职工，每个职工都能够带几条鱼回上海过年，这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是多么不容易呵。那些甲鱼我们连队干部都不买，全部卖给有家属的老职工，7毛钱一斤，他们都很高兴。经过这么一年的工作，13连职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1977年，春种春播的工作推进顺利，各项田间管理跟上，再加风调雨顺，到秋收结束，13连的粮食和棉花的亩产均超过了《纲要》规定的800斤和100斤的指标，年终在上海市农垦系统总结大会上，我们奖到一台17吋的黑白电视机。这是对我们几年心血的褒奖，是对我们努力的充分肯定。我作为连队主要负责人，这个荣誉也是班子成员和连队职工对我支持的最好谢礼。因为，我的农场生活，在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在13连的3年时间，共和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国英雄、领袖人物先后辞世，“极左”的“文革”人物锒铛入狱，经历十年的政治动乱正式宣告结束。1977年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复出，高考制度重新恢复，这个政策的出台，拉开了国家40年巨变的序幕。我们这些人也搭上了命运转折的列车，开始了新的旅途。

离开农场五十年了，往事仍然历历在目。我们不能让“文革”的灾难再次发生，我们不需要城市青年大规模地“逆潮流”去上山下乡，那些政策都是错误的，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但作为一腔热血要去报效祖国的青年，十年下乡的奉献、流血流汗的锻炼，这些举动还是应该肯定的。我和大多数知识青年的态度是一致的，青春无悔，时代留痕。

（六）入学

1977年的秋天，邓小平同志关于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陆续传来。10月21日，报纸电视广播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埋在心底10年的夙愿终于有机会实现……晚上，我真是兴奋得合不拢眼。

徐正贞老校长对叶骏参加77年的高考寄予了厚望

这时，我的母校华东师大一附中邀请我去给新入学的学弟学妹们谈理想、谈人生。报告会后，老校长徐正贞问我是不是准备去报名参加高考，我说还没有决定。他告诉我一个消息，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各重点中学校长推荐一批“老三届”中的优秀学生，母校已把我名字报上去了。我听了非常激动，马上对徐校长说，等正式决定以后立即报告。

第二天我赶回连队，与连长一起投入了秋收秋种。这时，场部组织了一次语文和数学模拟考。原来，想参加高考的连一级干部就有几十个，场党委想通过这个方式留住一批干部。11月初的一个休息天，我们集中到场办中学的数个教室里，从早上8-12时，整整做了近4个小时。语文不太难，数学我有一道题没有解出，毕竟10来年没有参加这样的测试了。第二天试卷发下来，我一看，考得还不错，语文90分，数学82分。听说我的总分是全场第二名。而二门课都超过60分也只有13人……场党委书记找我谈了话，一是表示支持我报考大学，二是希望把连队今年收尾工作做好。我表了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不上我不会闹情绪，安心抓好连队各项工作。

然后，我马上写了封信给母校徐正贞校长，并告诉他，由于复习时间很少，我决定报考文科高校。他立即给我寄来了他们编的复习资料和练习题。凭着这些材料，我就是反复看，反复练，背得滚瓜烂熟。因为适逢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刻，我没有请假，白天忙生产，晚上忙做题，等秋种高潮过去，我才休了3天假，把这段时间的学习材料系统地理一下，就上考场去应试了。

考试时间是12月11-12日，我们集中在奉贤县城南桥镇参加上海市组织的统一考试。

以下是当年日记里，我记录那两天考试的情况——

12月12日 星期一 晴

紧张的高考终于结束了。我们在奉贤县中参加考试。11日上午，我骑车子到农具厂，乘车前往南桥。8:30在全市统一的时间里，先开始数学考试。一接到试卷，我那紧张的心理马上坦然了，文科考数学的题目是极简单的。我只花了四十五分钟便做完了全部题目。中午吃过面包，我又温习了半小时政治。下午考政治，大部分题目是我复习过的，又很容易地答完了。

今天上午考史地，题目也是很便当的。我只空了一小格填充题（黄河上游的水电站）未做，余皆顺利。下午考语文，主要是一篇作文，我选择了“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老支书的二三事”，以老陆（当时农场表彰的优秀支书——现注）为模特儿。我自己感到写得还是顺手的。

高考结束了，比预计的要容易得多。

回到农场，我给母校徐校长写了信，报告了考试情况和感受，并写了“老三届”年龄劣势的担忧。结果，当年上海共有12万考生参加高考，总分400分，超过340分的考生只有2000多人，而且大多是“老三届”学生。那时候，我们录取是不告诉分数的。事后，在大学工作的同学告诉说，我的考分是341分。“老三届”学生高分的情况，充分显示了共和国成立后前17年间扎实的教育质量。

1978年2月，我在农场拿到录取了通知。那年全市共录取一万名大学生，录取率只有8%。当年上海文科只有两个大学招生：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即后来的华东师大）。我为了保险，第一志愿就填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录取的信封里有两张通知：第一张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第二张是补充通知，上面写道：“我校受上海市招生委员会的委托，代为即将成立的上海师范学院招收新生，你已被录取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据说，上海师院在挑选77级新生时拿到了30%统一录取在上海师大的高分考生。

2007年叶骏（后排右四）赴日访问时看望上海海洋大学的留学生

“生命之花永远向每个奋进者开绽”。

1978年的春天，万木苏醒，万象更新。那天，我是提前一天到学校报到的。我提着小板箱，住进了上海师院东部第一宿舍。从此，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附诗一首：

在下乡35周年（2003年——本站注）的纪念活动中，星火农场“五七”三连曾编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念册，我写了这么一首诗来表达我的心情：

致敬，亲爱的战友

尘封的照片拉开了回忆的窗帘，

开心的聚会又使我们回到了三十年之前。

岁月流逝，笑声依旧，

您的风采还是那样让人流连。

徐闵线的购票窗口，

曾有您那稚嫩声音留下的回念；

西渡口的匆匆人流，

曾有您那倩身丽影划出的曲线。

在田头秧间，

在中心河畔，

在热火朝天的开河工地，

在机器唱歌的小厂车间，

无不有您欢乐的笑脸；

在养鸡场里，

在拖拉机边，

在饭菜飘香的食堂餐厅，

在瓜果遍地的果林之连，

到处有您俊美的身板。

我们曾经同室，

睡草房打地铺的时间；

我们曾经同事，

挑河泥挥铁锹的冬天；

我们曾经相恋，

徜徉在灌渠边的夜晚；

我们曾经相伴，

奔向那新创业的彼岸。

三十年过去，弹指之间，

今日相见却要驻足顾盼，

英俊年少都将步入老年，

惟有明眸透出英气浩然。

您是总经理，

依然在运筹帷幄、指点江山；

您是大专家，

奔驰在课堂讲台、建设一线；

您是家庭主妇，

让亲朋好友共享小康乐园；

您是退休职工，

在温磬之家居住颐养天年。

您是……

您是……

五颜六色的职位和建树，

妙笔生花也无法详尽描述和比肩。

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

战友是那样情谊如山。

回首往事，我们是那样坦然，

勤奋朴实、自强不息，

五七三连（果林一连）的精神激励我们向前；

展望未来，我们是那样欣然，

回顾历史、联谊互助，

六百多战友的关怀将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向您致敬，亲爱的战友，

您在星火农场的日日夜夜，

绝非这本纪念册所能包含，

历史将永远记住您的贡献；

向您问好，亲爱的战友，

生命之花永远向每个奋进者开绽，

让我们携起手来，

继续创造幸福美满的明天。

校友会和母校领导出席校友理事会五届四次工作会议

(左起：项志良、陆磐良、陈步君、叶骏)

（节选自叶骏所著《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