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育  的  造  化      人 格 的 魅 力

2012/12/21

 （本站按：获悉郦家驹老师去世，他的学生，56届高三同学张森根特从北京发来一篇多年前为老师八十寿辰而写的文章。我网站予以转栽。）

今年（即2003年—本站注）4月6日是郦家驹老师八十寿诞，在京的几茬弟子自去年起就开始盘算为他祝寿。原本计划几届同学联合起来搞一次较集中的集会，但郦家驹老师闻知后一再表示如规模大了他就不到场，希望大家给自己“降温”，不要太张扬。同学门拗不过他，只能作罢。但是他也拗不过学生，终于在我们的“说服”下，方始答应愿出席1956届同学为他在4月6日将举办的生日聚餐会。

郦老师在1953-1954年期间担任当时高一丙班的班主任，同时给全年级4个班讲授外国史，每周二节课，整整一个学年。直到1956年调京工作之前，他还以教导处副主任的身份关注着我们健康成长。1956届同学中不少后来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又留在首都。许多同学一直同郦家驹老师保持着联系。不少同学还吃过他和章名立的结婚喜糖。进入新时期后，师生间的走动更勤了。他和章名立还不时参加1956届校友的活动。校友、师生聚会成为最放松、最率真、最快乐的场所。彼此间越过岁月的风尘，回到昔日的锦绣华年，共叙沧桑，童心迸发，相互钩沉，一起追忆师长和同学的音容笑貌、趣闻逸事，触发对光华附中、大夏附中和华东师大附中真挚的感染，自有一串串说不完的故事。郦先生是一位学识宏深、宅心仁厚的长者，相聚时要求大家超越师生关系的界限而彼此以朋友相处，始终是一派明月入怀、淡定随和的模样。守八望九的他，依然保持着当年清朗洒然的神情，仪表堂堂，神采奕奕，言简意赅，言必由中的精神风貌令弟子们肃然起敬。

时光飞驰，历历往事宛如昨日。我至今还依稀记得整整50年前他向我们讲述17和18世纪英、法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情景。当年他讲到，英国议会和法国国民大会把英王查理一世和法王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美国的三权分立，卢梭的天赋人权说，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在欧、美的崩溃……这些涉及人类文明进步的知识，使我终生受益。在班主任的岗位上，郦老师以“品学兼优、体魄健壮和全面发展”的标准，严格要求我们。他认真贯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五爱”精神，使我们茁壮成长。在开展遵守“学生守则”的活动中，我们班的集体荣誉感大为增强。在班会、小组会和黑板报上，全班同学能友爱地开展批评和表扬活动。郦老师经常参加班里的早操和下午二节课以后的课外活动，和同学打成一片。他邀请著名的科学家吴征铠教授（复旦大学化学系主任）到班上讲述赴京国庆观礼的感受和献身科学的体会。为了锻炼学生的工作能力，他让施继康和我骑自行车至国权路复旦教工宿舍，把邀请信当面交给吴老。郦老师还组织全班去吴淞参观人民海军的一个营地，让我们接受活的教育。由于他精心培育和全班同学的努力，高一丙班在学年结束时被光荣地评为全校的“先进集体”。全班贯彻“学生守则”的事迹还登在1954年6月26日《文汇报》上。前不久我班同学李宗琦（60年代旅美，现为3M公司影象部首席科学家）在北京还同我提起他当年和王崇同学为班级制作报架子的印象。谈起四、五十年前接受的中学教育，他和我都感到十分自豪。学校和老师造就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可造之才。几十年来，我们所以能自励向上、诚实做人、认真做事，并在理、工、农、医、文等各条阵线上报效社会，同老师们往昔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是密不可分的。

郦先生于1956年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二所，专治宋史并出任学术秘书，参与全所的业务筹划。历史二所和一所合并后，他开始担任历史研究所党组织的领导职务。郦先生1943-1947年在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接受严格教育，曾是史学大师钱穆的入门弟子，加之自幼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浸润，学术底蕴厚实。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他长于进行多角度和大跨度的考察，能把断代史的研究置于纵和横的联系之中，常有点石成金的见解，信而有证，精当不易，但他生平谨慎有加无已，惜墨如金，不肯轻易出手鸿篇巨著。正当他渐渐迈入书斋之际，文革就开始肆虐神州大地。

由于原学部是重灾区，史学又是“显学”，成了权力斗争的不二法器，郦先生和许多正直的学者被卷进那股恶浪滔天的狂潮而中断了正常生活。十年中他受过“二茬罪”。头一回是所谓执行资反路线。我那时在“鞋铺大大院”（原学部大院）主楼一号楼还亲眼见过大字报对他的“围剿”。“革命群众”甚至把打倒他的口号带到有中央领导人在场的人民大会堂会场上呼喊。标语、口号、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向他袭来，批斗中宣部、原学部的“阎王”和“判官”时，每每把他拖去陪伺在侧。批斗稍有间歇，就被发配烧锅炉。最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竟亲临历史所去宣布解除他的职务。郦先生和章名立还受了髡首之辱。我当时真为他们俩担忧，只能默默地祝祷他们能熬过这一“史无前例”的劫难。第二回发生在文革中后期，在大抓“五.一六”时他又遭殃了。因郦先生和本所著名学者杨向奎文革前曾奉命去毛家湾讲授过中国历史，这样他就面临新一轮的审查和交待。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郦先生在这种“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的年代里，真是吃足了苦头。常言道，真正的痛苦是说不出口，且往往是不愿说的。郦先生饱经磨难，想必比我们有更深切的感受。

但是，“赤子之心未泯”，文革一结束，郦先生又复萌了他的豪情壮志，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80年代初开始，他先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和方志出版社社长等职务。一位知情的朋友告诉我，郦先生在副所长任上，是全所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最辛苦的人，举凡业务计划、课题项目、党政要务、人事外事、统战、保卫、分房、财务，每项工作都耗费他大量心血。旁人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撰写论文和专著，他却陷入公共事务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的职务，他连续干了16年，直至2001年才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卸任。这16年也是中国地方志事业大发展的年代。现在全国首轮修志工作已基本完成，出版各类志书的部数，数以千万计，字数数以亿计。郦先生作为这项文化事业浩大工程的实际操作者和指挥员之一，功不可没。

郦先生进入新时期以来，把他的全部智慧、才干、时间与精力，都毫无保留地用在科研组织、学科建设和集体科研项目上了。他个人的一部专著《宋代土地制度史》原订于1996年杀青，但地方志指导小组的繁重工作使他分身无术，直到1997年5月才脱稿。由于误了交稿期，这部集他毕生研究心得之大成的著作至今仍置之抽屉而无人问津。如果换了别人，这部区区二、三十万字的学术著作让由自己当第一把手的出版社推出去，又有何妨？但依他的禀性，他绝不会这样干。公事为先，他人为先，这是他一贯的做人守则。近些年各省市地方志指导小组、协会和研究会纷纷邀请他（有时连同夫人）赴各地考察和指导工作，如此名正言顺的事，他都婉言称谢。许多次在名山胜景召开的专门性会议和场面上必需的活动，他都有意回避和放弃，以尽量减少出镜、出场和出名的概率。在历史所的领导岗位上，他为解决中老年知识分子的住房紧张问题思深忧远，使大家都有了较满意的结果。他自己却一直熬到67岁才从永安里狭小的宿舍搬到现今的车公庄宿舍，而且在面积、方位上很不理想。如果他当时打个电话，找找人，也许就会大有改观，但他决不去难为他人。在一切涉及个人名利和物质待遇时，郦先生总是退避三舍，超然物外，清寂自守，处处闪烁着一股淡然出千钧的人格魅力，值得后生学习。

郦先生1989年2月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到2001年从地方志指导小组卸任之后才真正开始享受其乐融融的退休生活。现在他和章名立不时去颐和圆、植物园一带散步，悠悠然自怡自乐。他们热情地参加郦先生中学时代校友聚餐会的定期活动。一个平均年龄接近八十岁的三口之家（另有章名立母亲），起居出入有序，身心有所栖泊，耳目有所安顿，不过劳，亦不过逸，真令吾辈羡服。同届校友郭泽正、吴鑫森伉俪和我及内子曾陪同郦先生夫妇游览香山，攀登香炉峰（俗称“鬼见愁”）他无意中告诉我们，来京50多年才是头一回游香山。我们听罢不觉愕然。前年章名立去国外探亲（长子思宁、次子思群以及儿媳、孙子、孙女均在美定居），为期两个月，郦先生还安然地在一名钟点工的协助下，担当起照顾年届九旬的老岳母的职责，恪守了孝道。本届同学束建万和陈东声在京英年早逝，他还亲自赶到追悼会向两位晚辈表示他的悲悼之情。

“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65岁定为老年的起点。据此定义，我们1956届同学都已渐入老境，自己也成了老年人。愿我们大家追随郦先生的足迹，以他的高远的人生境界及不愧不怍、克己奉公的风姿为榜样，在这个喧哗闹腾的人世中从容地拥抱无限珍贵的晚霞吧！

       

           郦老师（右）与校友周有光先生

                      1956届丙班  张森根

                      2003年3月6日 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