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操队的情结(64届高三甲班 沈文龙)

2013/11/29

 

1958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那时侯，我还很小，那张照片是我第一张与中学有关系的影像，因为那照片上还有“学附属中学”的字样。

考入附中时的报名照

进了中学后，就开始到体操房里去活动了。体操队会在新学生进校后，招收新队员的。说来也蛮有意思的。我上的小学是虹口区第二中心小学，班主任左士俊是位男的老师。他对学生很严格，大家都有点怕他。但是他在我们班级组织技巧队，教我们叠罗汉、翻跟斗。我们受此影响，特别喜欢弯腰、拉韧带和双臂曲伸这样一些动作。因为有这点基础，我就很顺利地参加了师大附中体操队。

那时候，学校的运动队每周都有两个下午要安排训练。我们训练时都很自觉，也十分认真的。体操队还配备有专职教练来指导我们。由于我们在体操队的训练，在班级上的体育课目也都属于及格达标范畴而享受免试资格了。

  

我在附中体操队训练时的照片

（左起）体操房前的后空翻、吊环后摆下、跳马分腿腾越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虹口中学去学习取经（那时虹口中学的体操队和附中体操队同属区里的一流队伍，水平不相上下。），与他们一起练习，搞了一次友谊比赛。

最开心的就是，夏天我们训练结束，还可以被允许到学校游泳池去游泳和练习跳水，惬意得不得了！

令我难忘的是，不久以后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一天到晚总觉得肚子很饿。那时每个月的定量，中学生是25斤。因为我参加了体操队，定量可以增加到33斤。这对于家庭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就因为这，肚子再饿也要坚持训练，并成为我的一个坚定的信念。

1964年我就要高中毕业考大学了，正巧6月份虹口区举行中学生体操比赛。我们都一起参加了，还取得了比较好的团体名次。似乎也没有影响升学，这件事如果放到现在来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无论对学校还是对家长而言，升学考试毫无疑义地必须放在第一位了！哪有高考前去参加体操比赛的道理？但是我还是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进了清华大学，故事又重复延续。体操队又是从中学里有基础的学生里招收新队员，我又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大学体操队。每逢周二和周四，下午的四点到六点钟为训练时间，雷打不动。其他则与同学们一样上课、做作业和考试。到了大二年级，我成为了“二线”队员，离开班级到学校2号楼集中吃饭和住宿。组织关系也转出去了。（“一线”是指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专业运动员，“三线”就是由一年级新生组成的，“二线”队员则毫无疑义的成为校队主力。）1965年的春节我没有回上海的家，而是参加冬训，特别是素质训练。之后参加了北京市高校体操比赛，取得了团体冠军。

 

我在清华大学体操队训练时的照片

清华大学体操队的合影（我在第二排左四）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一切活动。直到1979年，我通过了考试又回到了清华大学，补读没有上完的专业课，俗称“回炉”。这时我已经是35岁高龄。但是难以想象的，又参加了清华大学体操队，又开始有计划、有教练指导的正规训练。恍若隔世。大家竟还选我当队长。在1980年参加的北京市高校体操比赛中，又一次获得了冠军。

1980年的北京市高校体操比赛获得了冠军（我在后排右二）

离开北京后，我参军来到了南京炮兵学院当教员。部队很重视体格训练，每年都举行体育比赛，也包括体操项目：单杠、双杠和跳马。那时我已经绝对是属于高龄！单凭着多年的基本功，居然还获得了体操第一名。

获奖后炮兵学院张景院长给我颁发奖状

我在过了40岁生日后的一天，想到这个高危项目已经不再适合我，依依不舍地到体操房，含着泪水凝望，吻别了那一件件相伴我几十年的铁木伙伴。心里却是永远清楚地记得，那拉破皮的痛楚，那累得抬不起来的手脚，那一起玩耍的快乐和欢笑，那比赛胜利的荣耀和激动。

我作为复旦老年大学校长主持建校二十周年庆典

64届高三甲班  沈文龙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