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华东师大附中少先队的几大亮点——献给母校九十周年校庆(59届高三丙班 方正)
2016/3/6
五十年代华东师大附中少先队的几大亮点
——献给母校九十周年校庆
59届高三丙班 方正
在庆祝母校90华诞之际，为回忆、传承附中少先队工作的好传统，我寻找了一些当年的资料，并与校友们一起交流讨论，虽然很遗憾，有许多材料失散了。但是好在还有一些报纸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以及一些珍贵的照片，帮助我们找回了许多闪光的亮点。
我是1953年进入华东师大附中的，一直到1959年高中毕业。开始是红领巾，初二当上了大队主席，1957年高中入了共青团，当了低年级的中队辅导员。可以说，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是和少先队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回想起来，五十年代华东师大附中的少先队工作确实亮点不少。以下让我来罗列一下我亲身感受到的几个亮点。
亮点之一：上海市第一届少先队员代表大会。
1955年7月30日，上海市举行了第一届少年先锋队队员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会在市三女中大礼堂进行。一共有一千两百多个代表聚集一堂。我被全校少先队员们选为华东师大附中的队员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还荣幸地担任了大会主席。
我第一次站在这样的讲台上，对着台下全市的少先队员代表（大部分都是各个中小学少先队的大队长）讲话。也不知是哪儿来的勇气，居然不慌不忙地讲话和主持。会后，团市委的大朋友称赞说，“你讲的不错，声音呱啦松脆！”现在想起来，都是师大附中少先队培养锻炼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华东师大附中少先队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才会让我去主持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市第一届少先队队员代表大会。
1955年7月31日《文汇报》第三版和8月2日的《解放日报》头版，都先后报道了这次大会。在8月2日的《解放日报》的报道中还专门提到我的名字：“小主席方正说，这次大会要检阅我们自己的成绩和力量，交流活动经验，让少年先锋队的生活更加活跃有趣。”《文汇报》的报道说，“小主席讲出了队员们的心里话：‘这是我们全市少年儿童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情，我们要在这会上检阅自己的成绩和力量，交流活动的经验。通过这次大会，少先队的生活一定会更加活跃而有趣。’”
那天，华东海军特等战斗功臣邹吉才叔叔到会祝贺，我当场还代表大家把红领巾系在了他的脖子上。
《解放日报》的报道中还提到，“在展览室里展出了队员们劳动和指挥的成绩”，其中专门点到：“师大附中的少先剧团、景鸿小学的儿童工厂、时轮小学的集邮等活动情形，也都展览在大家面前”。
晚上，代表们一致通过了给全市少先队员的一封信，还放映了苏联彩色故事片《不可分离的朋友》。
这次大会开了整整一天，热烈而隆重。
下面是我保存的少先队队员代表大会的代表证和报道上海市少先队队员代表大会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照片。
我参加1955年上海市少先队队员代表大会的代表证
1955年8月2日在《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了全市少先队员代表大会
1955年7月31日《文汇报》报道了上海市举行少先队员代表大会
第二天，8月1日，我和部分少先队队员代表又参加了为期九天的在江湾高境庙第一幼儿师范举办的上海市第五届少先队夏令营。
亮点之二：师大附中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上了报
当年我们华东师大附中少先队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
编者按语中说，这里介绍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队部的少年先锋队员们的一些课外活动情况。少年先锋队员们的丰富的多样的课外活动，使他们在德智体美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报道中有少先队员们自己动手修理课桌椅，有种植物、练双杠、有舞蹈小组排练舞蹈准备演出，有木偶小组自己制作木偶，有的课余参观工厂，有的出队报，帮助同学复习功课，还有引人入胜的野营活动等等。
这张报纸的残片，被在北京的56届初三乙校友朱以中珍藏至今，还由此专门写了系列回忆文章《记忆的碎片》（之一，…，之五），刊登在校友会网站“校友天地”栏目上。远居甘肃兰州的56届初三甲校友杨大有特地到兰州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报纸，把整版报道完整地扫描了下来。发给了我。
1955年6月12日《解放日报》整版报道华东师大附中少先队员们的课外活动
其实，华东师大附中少先队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远不止这些。我所亲历的就有少先剧团、少先海军军官学校、秘密行军等等令人回味无穷的活动。下面分别叙述之。
亮点之三：秘密行军，发挥集体智慧。
秘密行军是我们初三甲当年的中队辅导员吴培刚首创的活动。他在华东师大附中度过了六年（1951-1957）学生生活。初中时在庚班，高中时在甲班。他是比我们高两届的学长，1955年初-1956年，他当时在高二甲班，他接替同班的张霭珠担任我们初三甲班的中队辅导员，与我们朝夕相处。他很会动脑筋，想出了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秘密行军”。
当年，他想在一个星期天组织一次中队活动（去某地野炊）。针对我们班级年龄小，活泼好动，喜欢动脑筋的特点，他突发奇想，决定在路上搞一次“秘密行军”：将目的地事先保密，路线也不作透露，弄得神秘兮兮的。出发前给每个小队一封密信。在密信里，用需要队员们动脑筋才能明白的暗示性语言，含蓄地指出行军的路线。让少先队员们一路上依靠集体的智慧，按照信中的提示和暗示，一步步向目的地进军。
为了这次活动，吴培刚辅导员设计了从中州路校区出发到达同一个目的地（静安寺附近，好像是少年宫吧）的四条不同的行军路线。然后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去编写四封密信。他沿着自己设计的路线，边走边看：注意周围有什么店铺的招牌、弄堂的名字可以编成谜语，有什么路名或者比较特殊的建筑物可以作为暗语，到了十字路口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等等。边走、边记、边想、边编。第一个星期终于完成了四封密信的初稿，第二个星期再按照这四封信的初稿去走一遍，边走边修改补充。
活动当天，少先队员们都很兴奋。每个小队拿着辅导员编写的密信高高兴兴地出发了。他在目的地等我们。快接近中午的时候，一个小队到了，又一个小队到了，第三个小队也到了，还缺一个小队迟迟不来。他一路回去寻找，结果他们看错了信中的提示，走迷路了。他把他们从岔路上直接带到了目的地。大家欢聚在一起，开始了野炊。
初三时我就这次活动曾经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就叫《秘密行军》，后来被班主任兼语
前年我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那本《少年文艺》，拍了几张照片。附在下面。最大的遗憾是，写作时没有在文中用同学们的真名实姓，要不，现在看起来就更亲切、更好玩了。（全文见图8-图11）
《秘密行军》刊于《少年文艺》1956年6月号（封面）
《秘密行军》刊于《少年文艺》1956年6月号（目录）
刊登《秘密行军》的《少年文艺》1956年6月号（第64页）
刊登《秘密行军》的《少年文艺》1956年6月号（第65页）
刊登《秘密行军》的《少年文艺》1956年6月号（第66页）
刊登《秘密行军》的《少年文艺》1956年6月号（第67页）
为了看清楚画家为这篇文章画的插图，特把插图截下来。
刊登《秘密行军》的《少年文艺》1956年6月号第65页的插图
刊登《秘密行军》的《少年文艺》1956年6月号第66页的插图
顺便说一下，1988年《少年文艺》编辑部为纪念创刊35周年，从已刊载的众多的少年习作中，精选出七十七篇，汇编成《金色的草地——三十五年少年习作选》，我写的这篇《秘密行军》也被选登在选集里面。
《金色的草地——三十五年来刊登在少年文艺上的习作选》（封面）
《金色的草地》之目录（从中可见我写的这篇《秘密行军》也在选集里）
《金色的草地》之《秘密行军》（p56-p57）
《金色的草地》之《秘密行军》（p58-p59）
《金色的草地》之《秘密行军》（p60-p61）
从目录中可以看到，同时收到《金色的草地——三十五年少年习作选》里的，还有后来当上我们国家外交部长的李肇星的一篇习作《越活越年轻的爷爷》。关于少先队活动的文章，除了我写的这篇《秘密行军》外，还有一篇题目叫《路标》，是江苏的作者王立信写的。
“路标”和“秘密行军”，这是两种类型的少先队活动，都曾在《少年文艺》上刊载过。“路标”是仿照苏联少先队的一种游戏。就是在经过的路上用石子或者文字标出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少先队员们靠着辅导员事先在路口摆放的各种暗示性的路标，向着目的地行进。这种游戏，比较适合在森林里或在比较空旷的农村里。而在大城市里，摆放在路边的标志很容易被过路的其他人有意无意地弄掉，造成活动无法顺利进行下去。相比之下，我们的“秘密行军”主要靠的是一封密信，倒是对城市农村都适合的。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看了《秘密行军》后，也搞起了“秘密行军”的活动。很有味道。当然，进行秘密行军的关键在于事先根据路线和周围的环境写好一封构思巧妙的密信。
这次活动给队员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时隔五十余年后大家再聚会时，还津津乐道地提起它。
当年辅导员吴培刚（后排中）和初三甲队干部合影（我在后排右一）
曾经的中队辅导员吴培刚（左）和当年的班主任季振宙老师在一起
更有意思的是，当年吴培刚辅导员独创的“秘密行军”，在我们这批老少先队员毕业离校以后，还在华东师大附中少先队继续传承着。
林树清不愧是华东师大附中“秘密行军”的传承者，还把它发扬光大了。
林树清告诉我，他从1956年6月号的《少年文艺》杂志上看到我写的那篇文章《秘密行军》，很受启发。很想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
林树清1957年在华师大附中读高一，担任了初中班级的少先队辅导员。当时也萌发了组织一次“秘密行军”的中队活动的念头。经过精心准备，这次活动搞得相当成功，受到了少先队员们的热烈欢迎。
他说，“从此我就一发不可收拾，把‘秘密行军’列为附中少先队活动的一项传统节目。还向虹口区的其他中学，比如：虹口、复兴、北虹、北郊、新沪、继光等中学积极推广，也受到了这些学校少先队员和辅导员们的欢迎。当年担任虹口区团委少年部长的我校校友钟修芳，组织过虹口区的少先队大队委员、中队委员和优秀少先队员在北郊中学举行‘小八路军事夏令营’，其中就有一项活动内容是‘秘密行军’。当年华东师大附中的大队长、现校友会副秘书长唐家乐就参加了这次‘秘密行军’。”
曾经的少先队大队委员、华东师大附中上届校友理事会理事、已故作家赵长天在他的著作《曾经》里，专门有一段关于“秘密行军”的回忆。
赵长天是这样写的：
“他（指林树清老师）是个天才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他真是知道我们这些孩子喜欢什么，他把少先队的活动，组织得丰富多彩，组织得充满了创造性和想象力。比如暑假期间以小队为单位的“秘密行军”活动就很吸引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活动是这样的：从学校出发以前，每个小队都会得到一封信，指示行军路线，当然不是明确的指示，需要动脑筋分析才可能获得正确的信息。信中的提示是分段提供的，每到一个路口，都会有一个新的提示；有的是利用路口某个商店的招牌、某个单位的名称，通过猜谜语的形式指示方向；有的是通过提示在某个隐蔽处找到画上的记号或一封新的信件。小队之间是有竞争的，比赛谁先到达目的地。这是智力、观察力和体力的多重考验，又要通过团结协作发挥出集体的智慧。年轻人向往军人生涯，年轻人好胜好动好奇，所以这样的“秘密行军”确实寓体育锻炼、智力训练、道德教育和娱乐于一体。”
曾经的大队委员赵长天（右）和大队辅导员林树清合影
在母校2009年出版的《附中的骄傲》一书中，收录了林树清对华东师大附中少先队生活的回忆文章《在星星火炬照耀下》，其中就有专门一段，讲述了“秘密行军”（见《附中的骄傲》，第241页）。少先队员当时参加活动都非常开心。既培养了兴趣，也增长了知识和组织活动的能力。有几次活动，林树清和大队委员们一起事先设计、探路的。时隔半个世纪，现在聚会时谈起“秘密行军”，大家都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这正是“秘密行军”的魅力所在，无论多久远，都很值得回味。
“秘密行军”的传播者和传承者（左起：方正、唐家乐、林树清）
亮点之四：少先海军军官学校，启发少年梦想。
一次，我们1956年毕业的初三甲上海同学在华师大一附中新校区聚会，校友邓忠民给了大家一个极大的惊喜：他居然拿出了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少先海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见附件一）！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保存得极好，上面的字迹和印章依然清晰可辨。
邓忠民校友珍藏的少先海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封面和封底）
邓忠民校友珍藏的少先海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封二和封三）
这张“毕业证书” 是1955年7月20日发的。它是一张普通的纸，正反两面全是手工刻蜡纸油印的（王景甫老师的手迹），反映了当年少先队勤俭节约的精神。背面直排写着（见附件二）：
学员邓忠民系华东师大附中初二甲学生，曾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进入我校学习，学习成绩优良，决定提升三级为中尉军级，并发给奖章以资鼓励，特此证明。
少先海军军官学校
校 长 吴培刚【注：他是我们班的中队辅导员】
副校长 陈昌道【注：他是我们班的中队长】
教务主任 叶秋霞【注：可能是家长代表】
教务副主任 郭丽娟【注：她是我们班的班长】
军事顾问 王景甫【注：他是我们初二的班主任】
这张毕业证书，勾起了大家美好的回忆。
“少先海军军官学校”是利用暑假在学校里举办的夏令营活动。考虑到少先队员对军事生活的向往，结合上海处在东海前沿的特点，而取名的。每个参加活动的少先队员都有军衔，都佩戴自制的仿照部队军官的肩章。排成方阵，确实很威风凛凛。
训练的内容有：组织战斗演习8次，如：侦察员遭遇战，传送密件，偷营，搜索，野战，行军，炸碉堡，水战等。还有：会见苏联海军上将乌沙科夫，在战斗任务完成后去浦江夜游等。
在邓忠民的海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里，记录了他射击得了10分，记忆力测试（视觉）得了第一名，警惕性：搜索到火箭炮30门、坦克30辆、子弹1000发。机智性：通过两道防线，安全到达目的地。意志锻炼：第一名。灵巧性：在偷营中获得了一支水枪。获得奖励：升级一次，口头表演一次。
最惊险的还是“传送密件”这一项活动。要求每个学员自己想办法把密件（上级发给的军事情报）藏在“敌人”搜查不到的地方，胜利穿越封锁线。大家绞尽脑汁，各显神通。有的藏在鞋子里，有的藏在裤带里……。“最大胆的还是陈馥同学，她把密件捏在手心里，大大方方地通过了‘敌人’的搜查。我们都称她是‘孤胆英雄’！”校友胡在钧回忆道。
最搞笑的要算是会见苏联海军上将乌沙科夫。大家排着队，举着旗，一本正经行走在南京路上，最后走进了大光明电影院，原来是看苏联电影《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这是一场多么有趣的“会见”！
校友何津云还拿出了珍藏至今的《新少年报》记者采访报道少先海军军官学校的剪报，回忆起当年和郭丽娟、王湄君一起制作肩章、奖章的情景（见附件三，何津云珍藏的1955年7月20日《新少年报》剪报）。
《新少年报》1955年7月20日刊登的照片和报道
当年担任我们中队辅导员的吴培刚回忆道：“1955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大家对此很感兴趣。为了培养少先队员们勇敢机智和集体主义的精神，我们决定仿照军官学校的形式搞一次中队夏令营活动。从1955年7月13日到7月20日，一个星期。由于学校放假了，教室空闲着，我们就安排大家睡在教室里。男生两间教室，女生一间教室。每个学生从家里带来了蓆子和毛巾被，有的睡在地板上，有的睡在用几张课桌拼起来的‘床’上。因为学校里有游泳池，每天下午大家在游泳池里游泳，用水枪打水战。玩得不亦乐乎。
“为了培养大家的动手习惯，军官学校的肩章和奖章都是学员们自己用硬板纸做的。还做了一面很大的少先海军军官学校校旗，上面的字都是女同学手工绣的。相当不简单！我们曾到二军大去进行一天军训、射击。回来时，不顾一天的疲劳，排着队，唱着歌，行进在大街上，精神抖擞，军旗飘扬，引来路人一阵阵惊奇的眼光，大家心里乐滋滋的。”
少先海军军官学校也得到了家长们的支持，校友何维隽的父亲还在开学典礼上代表家长们讲了话。至今好多同学还会模仿他广东普通话的腔调说：“今天我们为什么成立海——（拉长音）军军官学校，不是陆——（拉长音）军军官学校，也不是空——（拉长音）军军官学校呢，那是因为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海军军官学校的活动非常丰富，也很刺激。
与我们同届不同班的校友、后来当了校长的陆继椿至今还记得，1959年他留校时徐正贞副校长让他翻阅附中的教学教育材料。他看了无数材料，却被一份《夏令营情况小结》中的“少先海军军官学校”活动深深吸引（遗憾的是经过“文革”浩劫，这份材料已经丢失）。在他的印象中，“偷营”一项活动非常精彩，因为新鲜有趣，很具神秘感。偷营的那个晚上，更多的是弯腰猫行和匍伏前进，而前方不断传来“谁？”“口令？”之声，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趴在地上的同学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好像真的是一支海军陆战队在行动。
当年的少先海军军官学校的小军官们如今都已近古稀之年，每逢儿童节还都不时会想到这些幸福的“少年往事”。 这些“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活动，是名副其实的素质教育，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校友胡在钧说，“少先海军军官学校使我对海洋的宽广无限向往，它是我后来人生走上航海之路的开始。”
当年参与制作肩章奖章和校旗的校友王湄君回忆道，“少先海军军官学校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它培养了我勇敢精神，观察能力，动手习惯，动手能力……。少先海军军官学校一结束，我马上动手做小船，做兵舰，先用纸叠，后来用铅皮做，最后在兵舰的后部加上蒸汽动力，用自己做的酒精炉，通过一个小管子出蒸汽，结果我的兵舰自动开啦！当时高兴极啦！尝到了动手的甜头。后来，还做了收音机，装了电风扇、电视机……。进交大进行九种基本工种训练（车工、钳工、刨工……），做一个小鎚子，我的产品是优等的。工作时候新设备调试、改装，我最快，我会自己上机床，自己锉。令导师和同事不解，大家认为是男人干的事，一个小姑娘干的那么快，那么好。我工作中很轻松就取得了不少成果，得到几个国家科技奖，我感到这与少先海军军官学校的活动有联系，在此我要感谢附中的老师，感谢辅导员！”
亮点之五：少先剧团和木偶小组，提高文化素养。
少先剧团确实是华东师大附中少先队活动中很有特色的。所以在1955年8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市少先队队员代表大会的新闻中，专门提到了它，并放在全市有代表性的少先队活动第一位置上。
当年我也报名参加了少先剧团，也许是因为我在同学中间普通话说得比较标准的缘故，被录取了。我们排练演出的大多是苏联中学生题材的剧本。和我同台演出的有初中乙班的朱以中。他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了我们一起参加少先剧团的演出。我们的演出在二楼大礼堂，允许家长来学校观看。我是本色演出，也不懂得在舞台上要大声对话，要说得连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听清台词。所以我父亲看我演出后，回家对我说，礼堂里下面闹哄哄的，我也没听清楚你们在台上说些什么。
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演出是否成功，少先剧团锻炼了我敢于上舞台的勇气，培养了我们对话剧的兴趣，也提升了我们的文学修养。
当时少先剧团演出水平比较高的剧目是苏联儿童剧《同志们和你在一起》，其中的主角好像是范瑜演的，还有吴尔朴（鲍大军）等高年级同学。
朱以中校友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当年课外活动影响最大的是“少先剧团”，吸收不少爱演戏的同学。也吸引了我。
记得那几年，新学年开始，学校都要召开迎新晚会，请刚入学的新生看少先剧团演的戏。1953年秋天，我们看的是少先剧团排演的苏联儿童剧《同志们和你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看儿童话剧演出。在学校二楼的大礼堂，大幕一拉开，在辉煌的灯光下再现了苏联中学的一个教室的景象：满头黄头发穿着苏式服装的孩子们真实地欢乐和苦恼着，演出了一幕幕感人的故事。
我和同学完全沉浸在剧中，如痴如醉，与他们同苦恼，同欢乐，忘记了这是演戏。第二天上学时看到昨晚演戏的同学也背着书包来上学，也就比我高几个年级。他们能演的这样好，这样真实，令我很佩服。以后，我和方正等同学也参加了少先剧团，排练演出了几出儿童剧，记得有刘厚明的《桃子熟了》、张天翼的《大灰狼》等。
当时组织、辅导少先剧团的是王景甫老师，他年轻热情，人很聪明，能带领一群孩子，把剧团搞得有声有色，演了不少戏，在学校里很受欢迎。在上海，除了专业的儿童剧团外，业余的华东师大附中少先剧团也很有名气。剧团除了在本校礼堂演出外，还常去大学部演出，暑期去市里慰问教师演出。王景甫老师会表演，也注意学习当时苏联时髦的斯氏表演体系。他还经常请他的朋友，一位部队文工团的导演来给我们讲表演，排练小品，指导我们排戏，使我们进步很大。我也渐渐成了较主要的演员。每逢到外演出，我常担任报幕员，对我评价不错。
在华东师大附中的校园戏剧生活尽管短暂，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使我从小迷恋了戏剧艺术。从师大附中初中毕业以后，到复兴中学上高中，以后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在高中、大学仍十分热心、积极地参加校园戏剧活动，以至于大学毕业以后，即被分配到北京，一直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编辑部和戏剧出版社工作。不料一辈子就搞戏剧了，成了专业戏剧工作者。回想起来，我毕生从事戏剧事业的起点就是在师大附中。十分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
当然，像我这样的情况并不多，有许多从事校园文艺活动的同学，以后并没有专门搞文艺，而成为各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母校的审美教育，在陶冶情操，智力开发，提高审美能力等方面对他们的成长也都很有益处。”
少先剧团的木偶小组另有一番特色。演出用的木偶都是自己制作的。有布袋木偶，演员直接把手伸到木偶的手里，操控木偶的动作。也有仗头木偶，木偶的手和脚各连着长长的铁丝的一端，铁丝的另一端捏在演员的手里，演出时把木偶尽量举高，演员站在一人高的幕布底下一边对着台词，一边操控着木偶做出各种动作。另一种提线木偶，演员站在高处，把木偶悬吊下来，木偶的手脚都用线吊着，演出时，演员一边嘴里说着，一边用手拨动木偶手脚的线，使木偶动作起来。
各种木偶到演出的时候，个个表演得惟妙惟肖，像真人一样。
在1955年6月12日《解放日报》的报道里，专门提到了华东师大附中的木偶小组自己动手制作木偶。
图片中左面的那位就是我们班级的杨大有，好像在认真地制作木偶的服装。桌上还有待装配的木偶头和衣服。右边的那位红领巾正在展示已经制作好的木偶。墙上贴着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宣传画，挂着一件件木偶姑娘的衣服。
杨大有（左一）在木偶剧团制作木偶
（1955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图片报道附中少先队活动）
木偶小组的指导老师是王景甫老师，他是从剧团里出来的，所以对这些都很在行。
记得我当年也学习过木偶的制作。先做木偶头型的模具，再用浸湿的纸一层层地贴在模具里，等湿纸慢慢干透，发硬，定型。再拿出来，描绘脸蛋，涂抹油彩，缝制头饰等。一个木偶的头才算完成。
华东师大附中的木偶小组培养出了一批木偶表演人材，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符仲明和周渝生。木偶小组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后来都进入了上海市木偶剧团，并为我国的木偶艺术事业发展做出了辉煌耀眼的成绩。
符仲明在2012年10月纪念高中毕业五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说：
“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我当年在学校课余参加了木偶小组。就此，我和木偶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木偶艺术，响应党的号召，作为第一代有文化的木偶艺术接班人，进入了上海木偶艺术剧团。
“在从事木偶艺术的五十多年里，我擅长表演反面角色和丑角。曾在《迷人的雪顿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宝石》、（大名府）等戏和影视中塑造了近百个古今中外性格迥然异趣的角色，多次在全国木偶会演、中国艺术节、上海艺术节荣获优秀表演奖项，并多次出国演出。其实演员的生活也很平淡，每天演出、排练，就象海水的波涛，一浪一浪无限地反复——。
“真正的转折是在改革开放、国内外文化交流的年代。我应美国系列木偶艺术中心的邀请，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推荐，赴美国做艺术交流和讲学，并和美国艺术家同台演出，先后经历了五十几个城市，受到美国朋友及同行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并荣获美国亚历山大市荣誉市民称号和城市金钥匙。在美国期间看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觉得木偶是个古老的剧种，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的观赏审美要求提高了，木偶的演绎必须改革。
“回国后，建立自己的木偶艺术工作室。我试图在创作和表演上做些突破。创作了单人木偶《七品芝麻官》、《伦巴达》、《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歌声与微笑》、《变脸》等节目，尽在表现粗细有致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古老传统的木偶，有了新的发展空间。我创作的木偶表演节目，不仅仅是展示传统的老木偶，而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木偶，感到木偶在变化。我的单人木偶表演形式，新奇有趣，在表演中走出封闭的木偶舞台，表演到观众中，让观众参与互动，使观众能饶有兴趣地欣赏木偶表演，还能了解木偶操作的奥秘，演出效果极佳。几年来，在自我超越中探索，不断地创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逐渐形成新颖的海派木偶表演风格，经常在国内外舞台上演出。
“就这样，以单人木偶表演形式应邀到全国各地演出，走向社会，经常参加一些社会大活动。如世博会演出、国际艺术节演出、中俄友好年上海周演出、为东方明珠工地慰问、庆祝南浦大桥通车、参加上海市春节慰问团与部队、各部委的春节团拜，还经常送戏到敬老院、孤儿院、劳教所、社区慰问演出等等。除了舞台演出，我还应邀到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上海电视台《戏剧大舞台》、湖南卫视、内蒙古电视台等做特约嘉宾。由于演出节目有了点轰动效应，《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老年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来采访刊登介绍我的表演艺术。
“离开木偶剧团后，除了4演出外。还受聘在上海有线电视台工作六年，担任编导电视专栏节目《开开心心度周末》。抽空还经常撰写有关木偶艺术的文章，登载在《上海戏曲》等报刊杂志上。
“几十年的艺术生涯，我以木偶为伴侣，为木偶艺术开拓、进取，我把演出给观众带来的喜悦和欢乐，作为对社会的奉献，献出的一份爱心。这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
“我作为一个演员，作为弘扬民族文化的文化使者，曾经赴二十几个国家演出，每当在国外演出，外国朋友爆以热烈的掌声时，当我在美国的大学讲台上介绍传统的中国木偶时，当我应邀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中国周演出，接过沉甸甸的金钥匙和荣誉市民称号时，当我把海派的单人木偶表演给人们带来欢乐时，我感到无比自豪，感到无比荣耀。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我这辈子的木偶艺术人生，要再次感谢母校和各位老师对我的培养！”
符仲明2012年10月在纪念高中毕业五十周年庆典上发言
周渝生，进入木偶剧团以后，成为了国家一级演员。是该团最早操纵大戏重要角色表演的女演员，她在木偶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操纵木偶白骨精，这个木偶头上有头盔，有翎子，戏中有许多难度较高的动作，如单掏翎、双掏翎、咬双翎、放翎、倒踢紫金冠，双手拿剑与孙悟空开打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上海木偶剧团建团后第一次出国的剧目。该剧于1980年4月获上海市文化局（1976～1979年）创作演出奖；1981年11月参加全国木偶皮影戏会演，获文化部演出奖；1987年参加首届中国艺术节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演出奖。周渝生演艺精湛，在20多个木偶剧中担任主要角色，主演《兔子与猫》、《南方少年》等。1981年率团赴北欧演出，辗转27个城市，博得广泛赞扬。曾任上海木偶剧团副团长，1985年起任中共上海市文化局委员会副书记、书记。现任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是中共十二大代表。为第七届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上海市“六好”妇女积极分子。在《附中的骄傲》一书中有她的事迹介绍。
亮点之六：大队报和小鳄鱼报，树立向上风气。
当年的大队报名字就叫《少年先锋报》，是黑板报的形式。每当队报一出，就会有许多少先队员挤在前面观看。大队的新闻，各个中队的消息，文章、诗歌、插画，吸引着大家。
1955年6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就有一幅我们正在出大队报的照片。
少先队员出大队报
（1955年6月12日《解放日报》介绍附中少先队活动）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大队报头上是“少年先锋”四个字，下面是“师大附中”和“第10期”。
注意，正在认真画报头的就是朱以中，他画画很好，被聘为美术编辑。站在他后面的一个男孩就是我，正在看朱以中画报头。
当时我们还仿照苏联的漫画报纸《鳄鱼报》，不定期地出版了《小鳄鱼》，专门以漫画的幽默方式讽刺和批评一些不良现象，提倡树立良好的风气。
亮点之七：一个中队的成长与进步，登上了全国的大报。
1953年我们进入师大附中时，是初一甲班。当时是按照年龄分班的。我们班是全校年龄最小的班。一群刚从小学升上来的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能不淘气吗？上课做小动作，交头接耳，不好好听讲，还喜欢给老师和同学取绰号，什么“八角冬青”啦，“弥陀佛”啦，常常因此而哄堂大笑。老师深感头痛。
虽然全班51个孩子个个都是红领巾，但是很少有人戴红领巾。是个自由散漫的集体。升到初二年级，自由散漫的情况也没有改变。
班上男同学里还有个风气，喜欢看武侠小说，不仅上课看，还把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画成连环画。
班主任和辅导员研究以后，认为这正是进行教育的好条件。第一，爱好画画是好事情，这种兴趣本来应该培养。第二，画武侠小说虽然不好，但也反映出孩子们有崇拜英雄的思想。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引导他们发挥画画的特长和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同时要懂得如何加强团结和遵守纪律。
班主任和辅导员对症下药，请大队部给全中队下达一个光荣的任务：绘制一本《黄继光英雄画册》，作为给解放军叔叔的礼物。并相信第六中队（我们当时的中队编号）会出色地完成任务。
过去由于班级自由散漫，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信任。这一次大家都很兴奋。决定不辜负大队的期望，一定完成任务。中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各个小队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大家互相帮助，分工协作。有的寻找资料，有的画底稿，有的最后修改。……。
各个小队也开展了讨论，既要把学习搞好，也要把礼物做好，就得好好安排时间，大家决定上课要集中精力听讲，复习要认真做好，做完了功课，腾出时间可以安安心心做礼物了。
结果中队面貌大变样，上课纪律好了，下课作业不拖拉了。经过两个月的时间，《黄继光英雄画册》画好了，还制作了许多送给解放军叔叔的其他的礼物，得到了大队部的表扬。
在1954年除夕，邀请解放军（海军）叔叔来校，与解放军叔叔一起联欢，把礼物送给了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叔激动地说：“谢谢你们！你们要好好学习，我们一定要更好地保卫你们的幸福生活！”
在迎接1955年新年之际，大队部宣布将第六中队的成绩载入《少先队荣誉纪念册》。
《文汇报》1955年3月7日文汇报第7版详细报道了我们中队的事迹《集体在成长中》。
下面是我们同班同学杨大有（华东师大附中初中毕业后随父亲去兰州，现在兰州）从兰州大学图书馆在地下室的书库中翻出来的，这篇报道唤起了我们美好的回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十年代华师大附中少先队活动的丰富多彩和先进的“寓教于乐”理念。
杨大有的回忆文章已发表在2008年6月《华光报》校友通讯第3版上。
1955年3月7日文汇报第7版有关我们中队的报道《集体在成长中》
（杨大有提供图片）
亮点之八：高年级共青团员担任低年级中队辅导员，形成良好传统。
当年华东师大附中高中和初中都在中州路校区里。上课时各自在不同的教室里，下课铃一响，高中和初中的同学就有机会接触了。操场上、图书馆里、活动室里，高初中同学都可以互相交谈，一起活动。
每个中队的中队辅导员是由高中班级选派品学兼优的共青团员来担任的。他们与少先队员们差不了两三岁，而且也都是少先队过来的，所以对低年级的少先队员来说，就像自己的哥哥姐姐一样，和蔼可亲，无话不谈。有的还成为了低年级少先队员的学习榜样，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心中的偶像”。
我们在低年级时，有张霭珠、吴培刚先后当我们班的中队辅导员。
我们到了高年级时，又去当低年级的辅导员了。在我们57-58年高二年级里当过中队辅导员的就有：甲班的王音益（庄音益）、俞靖芝，乙班的郭丽娟、陆有仪，丙班的孟金玲、何祖城和我，丁班的何津云、陈馥、张伟光。等等。
作为中队辅导员，我们除了完成自己的学业以外，一有空就去自己的中队里，与少先队员们接触，了解情况，解答疑惑，处理矛盾，还要去与班主任商量工作，共同开展多样化的中队活动。每天时间排得满满的，逼着我们提高效率，努力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
大队辅导员还要求我们中队辅导员记《工作周记》，以便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
我当过诸雨民陈凯先那个班的中队辅导员，那是1957年，他们是初一甲。班主任是季振宙老师。我配合季老师开展了一系列主题中队活动，如“爱国周”、“学习周”、“团结周”等等。与中队干部讨论工作，放了学就去中队和队员们打成一片。
没想到，时隔半个世纪以后，队员们还记得我。62届中五年级校友陈凯先同学在2012年10月6日他们年级纪念高中毕业五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上还专门提到了我。陈凯先说道：
“其实，给我良好熏陶的还不止同班同学，许多其他年级和班级的同学也给予我很好的影响，在这里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们亦师亦友的59级高三同学、我们的辅导员方正。在我的印象中，他成绩优异、全面发展、奋发向上，成为我学生时代一心追寻的学习榜样。”
这段话让我非常感动。我认为，这段话并不只是对我担任他们中队辅导员的肯定，而是对我们附中广大中队辅导员的肯定。有了这样一个高年级同学担任低年级中队辅导员的制度，有利于附中的优良传统的形成和传承。
也许是共青团虹口区委对华东师大附中的偏爱，我还被评为少先队优秀辅导员。
我在1958年被共青团虹口区委评为少先队优秀辅导员
1958年少先队辅导员合影（我在前排右三）
中队辅导员与林炳英大队辅导员合影
（后排：庄音益 林炳英 郭丽娟 何津云；前排：我 何祖城 张伟光）
1961年8月17日校友节少先队辅导员留影
（左起后排：何津云 陆有仪 郭丽娟 俞靖芝 庄音益 陈馥 孟金玲;
前排：张伟光 何祖城 林炳英老师 陆善涛校长 陈步君老师 孔勤和我）
值得一提的是，在林炳英老师担任大队辅导员的时期，中队辅导员的集体就像一个大家庭。
亮点之九：团市委少年部部长定点联系华东师大附中，重点指导。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共青团上海市委少年部的先后两任部长蒋文焕和段镇，都是定点联系华东师大附中的。可见在团市委的眼里，华东师大附中少先队的工作是做得比较出色的。
他们会经常到师大附中来，看望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了解了解少先队的活动情况，指导一下工作，总结一些经验。
我就被邀请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做大队长的？》，登载在团市委的一份工作资料上。是大开本的，但铅字字体很小。我的文章好像很长，有好几页。可惜年代久远，不知珍藏到哪里去了。
亮点之十：历届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尽心尽力，呵护少先队成长。
五十年代华东师大附中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前后有宣文本老师、王景甫老师、季振宙老师、林炳英老师。
这几位大队辅导员各有特点，有的严肃认真，有的多才多艺，有的和蔼可亲，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少先队的工作充满热情，善于动脑筋想办法，把整个身心都投入进去。
华东师大附中的少先队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少先队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都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林炳英老师在回忆自己当大队辅导员经历时，还专门提及她与大队委员们相处的日子。她说：“我既是他们的老师，也是朋友、大姐姐。当年的少先队大队干部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少先队是少年儿童自己的组织，要懂得尊重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学会当家作主。1959年国庆十周年，团市委少年部委托华师大一附中大队部担任国庆节游行的仪仗队。暑假里，仪仗队要去人民广场排练，每次去排练由诸雨民、徐意诚集合队伍，准备好队鼓队号，乘车来回，认真操练，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胜利完成了任务，还被团市委评为优秀大队委员会。真正做到了自己管理自己，充分体现了一附中少先队干部的智慧和才能。”
林老师感慨地说，自己在一附中工作十年，十年在人生的征途上是短暂的，但回忆一附中的这十年是十分美好、终身难忘的，因为这十年，为自己热爱教育事业、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附中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学生和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也锻炼和造就了一支优秀的青年教师队伍。
林老师还说，我们继承优良传统，就是要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工作，一生淡泊名利。
在林老师等大队辅导员的言传身教下，我们这些少先队干部也懂得了要热心为大家服务，多为别人着想，为维护集体荣誉着想；也学会了工作方法，合理安排时间，提高时间利用的效率，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做的更多，学得更好。这对我们一辈子都是很受用的。
（2015年11月15日为校庆九十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