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火种——记光华附中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地下党的学生工作（光华附中48届文科 戴行锐）

2017/7/5

培育火种

记光华附中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地下党的学生工作

光华附中48届文科  戴行锐

戴行锐出席6月14日徐汇区离退休干部专题学习研讨会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作战，转入战略反攻。作为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经过1947年上半年大规模的“五·二〇"运动的洗礼，也进入了深入发展的阶段。党要求白区学生运动更好地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开展多种形式和内容的群众活动，不失时机地领导学生与国民党政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斗争的基础上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和党外积极分子队伍，团结广大同学，积蓄力量和保存力量，迎接和配合全国解放。

光华附中是1925年五卅运动中上海教会学校爱国师生愤而发起反帝爱国的离校运动后随着光华大学一起创办的，和大学部有共同的光荣革命传统。附中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底只有一个党员侯聘，1938年初校内开始建立地下党支部，开展抗日、反汪斗争。至1943年上半年，党支部共历九届，乔石担任过最后一届支部书记。先后在附中学习、工作过的党员共50多人，其中去新四军根据地的有近20人，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有2人，他们是何以文、周充瑞。附中在1943年秋被迫全部停办，校内留存的少数党员，或转校或转移去新四军根据地，附中党支部也停止活动。

抗战胜利后，光华附中复校。1946年2月，党组织开始恢复在附中的秘密活动。张钦楠等党员由外校转来，成立了党小组。之后，又有张永醒等三名党员考进本校，成立了另一个党小组。1947年夏，老的高三地下党员毕业离校，只留下两位高二年级的地下党员升人高三理科，一位高一的地下党员陆永醒（即张永醒）升入高二理科。全校初、高中6个年级只有3名地下党员。后来，高三理科康际霙入了党，而另一位又退了党。这时，郭丰敬和我因在“五·二〇"运动后受国民党校方迫害，各自被开除出原来的学校，在1947年秋季考进了光华附中高三理科。这样，地下党员增加到5位，但4位集中在高三理科（郭和我还是新生），一位在高二理科。占高中部学生半数的文科没有一位党员，在高一及初中各年级也没有一位党员。1948年上半年，上级领导要求高三理科的四位党员有一位自动报名去文科开展工作。为工作需要，我报名去了高三文科，但离毕业也只有半年时间。总的来说，当时地下党的力量是薄弱的。

光华附中教学质量很好，校方对学习抓得很紧，但在国民党当局控制下，政治上管得很严。同时，学生中富家子弟较多，并且学生中三青团势力较大，所以工作很难开展。但地下党男中区委对光华附中地下党的领导力量很强，一年中,上级党组织先后有乔石、钱其琛、翟象乾三位同志直接领导我们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高三文、理科四位党员编成一个组，由郭丰敬担任组长，高二理科的陆永醒等党员由郭单线联系。高三四位党员从1947年秋到1948年夏开展工作的时问只有短短的一年，到时就要毕业离校。从实际出发，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必须抓紧时间，在离校前培育一批新的地下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留下一批革命火种，把革命火把传下去。

我们从两方面着手开展工作。一是开展革命道理、革命形势和革命人生观的宣传教育，吸引一批学生，团结在我们周围；二是在此基础上发掘出一批积极分子，参加校内外学生运动，使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受到锻炼，提高觉悟，从而逐步培育他们入党。

在宣传教育方面，我们创办了《火把》。这是一份八开小报，每月出一次，分政治、社会、生活、文艺四个版面，由我任总编辑，几位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撰写文章，宣传革命理论、革命形势、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进展、上海学生运动动态、革命世界观和人生观等，向各班级散发，特别是赠送积极分子每人一份。这一份地下党秘密主办的小报打破了学校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引起了学生和积极分子的兴趣，对发掘和培育积极分子起了重要作用。《火把》使学校中学生三青团组织大为吃惊。他们也出版了一份反动刊物，针锋相对，狂妄地称为《灭火机》，在校中散发。他们十分惧怕革命之火燃起，每期《灭火机》都针对我们《火把》的重要文章，写出他们的反动文章，企图以蹩脚的“灭火机”扑灭我们燃烧起来的革命之火。例如，我们写了一篇《谈谈帝国主义》，揭露美帝国主义助蒋发动内战、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真面目，他们就写了一篇《也谈帝国主义》，造谣诬蔑所谓“苏联帝国主义帮助中共作乱”的文章。我们冒着风险出版小报，他们却仗着国民党政权支持，大模大样地公开发行。水火不相容的激烈斗争坚持了将近一年，终于，邪不压正，蹩脚的《灭火机》没有能够扑灭革命的《火把》。后来，我们高三地下党员毕业离校，由陆永醒、杨旭文等留下来的新老地下党员坚持将《火把》办下去，直至上海解放。熊熊燃烧的革命《火把》，终于打败了《灭火机》，把他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地下党员个个扬眉吐气，三青团员狼狈遁迹。

宣传教育的另一个措施是创办了面向全校的“星火图书馆”，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捐赠革命和进步的书籍，组织学生传阅。图书馆先后设立在积极分子张和、周学斌家里。青年时期是革命人生观形成时期，不少学生通过阅读交流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新人生观讲话》、苏联的革命小说《母亲》、《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斯诺的《西行漫记》等，提高了觉悟。其中有些同学就培育成了团结在我们地下党周围的积极分子。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断组织积极分子参加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的革命实践。

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政府惨杀于杭州狱中。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屠杀和迫害学生，我们在学校中发起了学生签名运动。当时除了高三外，还需要到没有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班级去发动签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分头发动签名。康际霙和我两人出发到一个班级，还没有进课堂，就被三青团分子获悉，赶去报告校方。教导主任赶过来大声叱责我们竟敢在校中搞违反校规、国法的活动，不许我们进其他班级课堂。康际霙和我在教室走廊里与他大吵了一场。接着，当时的校长把我们两人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斥了我们，说我们平时一贯在校内搞非法活动，找学生开会，唱共产党歌曲，什么“山那边哟好地方”“朱大娘送鸡蛋”等，现在又要搞反政府签名活动；警告我们不准在校内搞政治活动，否则立刻要你们离校等等。康和我不服,一与他辩论了一场，不欢而散，签名运动遭到挫折。

我们不屈不挠，后来又响应浙江大学邀请上海大中学生去杭州公祭于子三烈士的革命活动，我们地下党组织发动了17位积极分子。当时我是上海地下学联光华附中的代表，由我带队去杭州。由于各校去参加公祭的大中学生较多，浙大学生难于安排较好的住宿，我们被安置在校园中一个没有装门的小间内过夜。小间没有床铺，破旧的门帘挡不住料峭的春寒，呼呼的西北风吹了一夜，我们坐在地上冷得发抖，相互紧靠蜷缩着过了一夜。虽然艰苦，但大家情绪非常高昂。第二天一早，数千人的学生队伍向凤凰山上于子三烈士墓进发。当天寒风惨号，阴云密布，长长的队伍，一字长蛇，排得整整齐齐，默默地向山上蜿蜒爬去。烈士墓地上浇了一块很大的水泥平台，浙大学生自治会在地下党领导下，与杭州和外省市学校的代表组成了主祭团，我作为光华附中的学生代表与其他大中学校代表约20人一同站在平台上迎风追悼烈士。当主祭人读悼词追念烈士生前事迹时，台下一片哭泣声，天地同悲。当控诉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时，正逢杭州国民党政府害怕学生革命行动，派出大量的全副武装的军队在凤凰山脚下操练、呐喊，威吓山上学生，使参加公祭的学生们愤怒不已。直至我们公祭完毕返程，才撤走了军队。这次赴杭公祭活动给了我们地下党员、积极分子和群众一次很好的政治教育。

1948年1月5日，英帝国主义占领下的香港英国当局强拆九龙地区民房，对我中国居民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并使2000名居民露宿街头。英帝对我香港同胞的暴行使上海学生深感屈辱，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外交政策更引起学生们愤怒。在上海地下党学委的领导下，上海74所大中学校校代表集会决议成立“上海市学生抢救民族危机，抗议九龙暴行联合会”，并在交大举行了全市大中学生参加的九龙抗暴晚会。1月17日举行全市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我们地下党组织发动了几十位光华附中的积极分子和群众赶制游行用的旗帜、横幅、标语等，于当天赴同济大学集合。上海各路两万余名大中学生浩浩荡荡奔赴外滩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一路上学生高呼“打倒英国帝国主义”，“抗议九龙暴行”等口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歌曲。到外滩目的地后，重重叠叠包围了英国领事馆。领事馆如临大敌，国民党军警全副武装，枪口对着学生，严密把守领事馆内外。大学生们派出代表向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要英国领事出来答话。学生们向持枪的国民党军警高呼“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军警们受了感动，果真竖起枪支，不再把枪口对向学生。数万学生还堵住了领事馆门口道路，过往有轨电车纷纷停下，大量行人和乘客在电车上下围观，支持学生并与学生一起高喊反对英帝暴行口号。英国领事和所有工作人员，龟缩馆内，装聋作哑，不敢露面。僵持了数小时后，学生们爬上领事馆大门，用柏油漆黑了门柱上两个英国金色国徽，然后沿外滩转向南京路方向，继续进行抗议英国帝国主义九龙暴行的大游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害怕学生革命行动，又出动大量全副武装军警和飞行堡垒（一种架着机关枪的装甲车）。他们心虚理亏，不敢对学生采取行动，在两旁默默地缓缓地随着学生往前行进。学生们又是对他们宣传道理，又嘲讽地齐声高呼：“警察好，警察妙，谢谢警察跟伲（沪语‘我们’之意）跑”。游行队伍从外滩折入南京路后，直到西藏路结束。这次在上海中心地区最热闹的南京路上，举行规模这样壮观的示威游行，是对上海市民的一次影响很大的教育，也很好地教育和鼓舞了游行学生自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积极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危，屈从美帝旨意，积极追随美国。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上海地下党学委决定在6月5日举行全市“反美扶日”大示威。我们地下党员在上级领导指示下，带领20多位积极分子和群众，到外滩（现在的中山东一路）集中。由于离校路远，我们到达时，全市示威学生已从南京路开始，沿着中山东一路的人行道上层层叠叠地傍着林立的大厦排了队。当时外滩数千学生人头攒动，“反对美帝扶植日本”“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队伍已排过北京路，我们只能排到最后一段，几近南苏州路、圆明园路一带。路对面沿黄浦江一长段也是人山人海，成千上万过路的行人目睹了学生的革命行动。上海解放后才知道，地下党市委、学委等领导同志当时都挤在人群中观察和掌握现场。而国民党则调集大量全副武装的军警和便衣特务把长达半里路的学生队伍包围起来，他们凶相毕露地监视着我们的动静。不幸消息传来，上海主要的国立大学都已在上午被国民党军、警、宪、特包围，大学生无法突围。外滩示威学生队伍里虽然也有约大、光华、大夏等私立大学的大学生，但是被包围的5000多学生中大多数是中学的男女学生。我们面对上了刺刀的敌人毫不畏惧，大声对军警们喊话：“警察、同学一条心，枪口向外打日本！”“警察、同学团结起来，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年抗战为的啥？啥人不恨东洋人？”这样对峙到下午5时左右，警察、特务又在外滩抓捕学生，谁要一离开队伍，便被一拥而上的警察、特务抓了就跑。高二地下党员陆永醒和我一前一后挤在队伍中间，陆手里拿了两根长长的在游行时用于撑横幅的竹竿，非常惹眼，一个身材高大魁梧、满脸大麻子的警察竟然挤进队伍来抢他手上的竹竿。陆很勇敢，咬牙坚持不放，我赶紧帮他抢夺竹竿，对麻子警察大叫“放手，放手！”麻子警察力大如牛，我们两个小青年不敌他一个。眼看陆和我连竹竿带人都要被拉出队伍，我们周围的学生大叫起来，大家把陆和我向队伍中间拉，我俩只得被迫放弃竹竿。将近6时，眼看大学生突围来外滩已无望。此时国民党政府下了毒手，增调大批武装马队前来镇压示威队伍。一群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寒光闪闪的刺刀的骑兵，候在我们面前待命。接着，反动军警动手来驱散学生示威队伍。当时，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大中学生，只好胳膊挽着胳膊，两手抓住前排肩胛，想用这种办法保住队伍不被冲散。但是，军警两手竖举枪杆，用暴力横插进我们队伍中的一段。我们的一段被割离大队伍，又接着一声令下，马队直向我们这一段已被割离的中学生队伍冲杀过来。一刹那，学生跑动的跑动，倒地的倒地，后退的后退，乱成一片；马蹄杂沓声、军警吆喝声、学生大叫声、行人惊呼声，响成一片。我们光华附中20多人，直被冲散到现今的中山东一路、南苏州路转角处，无路可退，只得拐进苏州路、圆明园路方向。这时郭丰敬走在我前面约十多米。我是七八百度的近视眼，当天没有戴眼镜，远望前面模模糊糊似乎有一辆和卡车差不多大的汽车停靠在路边，郭丰敬走近车子时，似乎发生了几个人扭在一起的混乱。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我后面的积极分子汪国炽大叫“戴行锐、戴行锐，快跑！”我知道出事了，转身就跑，斜对面就是外白渡桥，黑压压的人群在那边围观。我灵机一动，便往桥的方向冲刺过去，只听得后面追我的便衣特务的脚步声愈米愈近。我冲到桥下人群面前，人群忽然向两边闪开，让我顺利地钻进和穿过中间。再回头看，身后的人群又已闭拢，追捕我的特务无可奈何。围观群众掩护了我，搭救了我，直到后来也搞不清究竟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呢，还是我不认识的人群中的地下党领导。我慢慢过了外白渡桥，绕到北苏州路眺望对岸南苏州路，近视眼看不清楚，心中牵挂郭丰敬。那辆停靠的十轮大卡车看来是特务事先阴谋埋伏的，郭肯定是被捕了。他是我们五个地下党员中年龄最大的，是我们的大哥、组长，少年老成，作风稳健。他被捕，我们就失去了头，心中十分焦急。事出意外，想不到这位大哥当时被窜上来的特务抓住手臂拖走，旁边的特务还拳打他的胸口和背部，把他推上了十轮大卡车，与车上一批被捕同学同被送进国民党黄浦警察局。在警察局广场上下车的时候，很混乱，郭很机智，趁没人看管他的时候，在混乱中逃出，真是大幸。还有一位高三的积极分子杨景厚，在国民党马队冲击后往电车站跑，前脚刚踏上车，后脚特务追到，在车下伸手抓住他后背的衣服，车门一关，电车开动，衬衣被特务扯破，幸而未遭被捕厄运。其他几位党员和积极分子也都脱身无恙。当天在外滩示威的各校学生有几十位被捕。这次反美扶日的学生队伍是被国民党军警从北到南挨次驱赶镇压的，南面的学生队伍获悉北面的队伍被冲散，就先向南京路方向突围。他们唱着歌，喊着“反美扶日”“反对国民党卖国政府镇压学生”的口号，昂首挺胸在人流拥挤的南京路上，从东向西游行。沿路大楼的群众向他们抛下国旗，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并说游行替大家出了一口气。这次反美扶日示威，是一年来最激烈的一次斗争，也是高三党员毕业离校前带领积极分子和部分群众进行的最后一次斗争。国民党政府自掘坟墓，学生和积极分子通过对国民党反动派这次凶恶镇压的斗争，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学生们更坚定地认识到要跟共产党走，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

地下党南中区委乔石、钱其琛、翟象乾同志先后在光华附中学生运动中，通过我们五位地下党员贯彻了党在白区工作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使光华附中地下党工作取得了成效。一年中，通过以上宣传教育工作和革命实践斗争，为光华附中培育了革命的火种，培育了党的后备力量。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也陆续在校内外参加了共产党。先是郭丰敬在离校前发展高二的积极分子周学斌入党。1948年秋，周学斌又发展我联系的高二积极分子杨旭文入党；杨旭文、陆永醒与新转学来附中的党员杨慧丽一起又发展了尉健行等9位积极分子入党，使地下党员增加到12位。最后在1949年上半年上海解放前终于建立了光华附中党支部，由杨旭文担任支部书记，团结同学出色地投入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达到了学生运动方针所指出的目标。积极分子杨景厚原是因我在复旦实验中学发动罢课被国民党校方开除，他激于义愤，与我一起转学光华附中的。经过一年锻炼，他在升入大学后人了党。许多后起的新生力量在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中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尉健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后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杨景厚参军后为军事工作的某一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是部队的师级干部；杨旭文曾被评为全国工业生产的先进工作者，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集体接见。

在庆祝光华附中建校80周年之际，当年的地下党员、积极分子和一起战斗过的同学们都已年逾古稀。我祝他们并勉励自己健康长寿，使我们在世时能不断看到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日新月异的伟大成就，看到国家的日益强大；也看到现在的师大一附中在党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年年为国家培养、输送更多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2005年2月春节作，2015年5月修改)

（本文原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中的上海学生运动史料选编》下册）

本站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收到了原光华附中地下党支部赠送的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最新编撰的《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中的上海学生运动史料选编》（上、下册）。

原光华附中地下党支部向母校赠送的图书

学长前辈在赠书时表示：“附中是我们的母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较高的教育质量。在我们迎接解放的斗争中，曾经得到廖世承校长的有力支持。今天以原光华附中地下党支部名义向师大一附中党总支、校长室和校友会送上该书，作为当时的学生向母校汇报。”

当年这些学长前辈为了人民的新生，不怕流血牺牲；如今他们都是耄耋老人，却依旧不忘母校的培育之恩。

我们感谢学长前辈，因为他们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所付出的一切！

我们感谢学长前辈，更因为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精神食粮！

衷心祝愿学长前辈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