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跳级”和文革前教学改革的回忆(66届中五甲班 姜叙伦)
2018/5/14
关于“跳级”和文革前教学改革的回忆
66届中五甲班 姜叙伦
在校友碰头时我常被问到当年我和另外几位同学所谓“跳级”的事，下面是我知道的一些相关情况。年代久远，记忆可能不准确，欢迎指正。
所谓“跳级”，准确些应该叫“提前高考”，其实只是文化革命前在附中搞得热火朝天的教学改革中的试点中的一个项目。六五年暑假前后，学校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教育的一系列文件，包括六四年的春节谈话，六五年给陆定一的关于教育的一封信（又称为“七三指示”）以及他与毛远新关于教育的《谈话纪要》等，掀起了一波教学改革的高潮。当时附中和整个教育界流行着“生动、活泼、主动地学习”的口号，强调改革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减轻学生负担。当然局限于那时的大形势，在“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的主导思想下，其间有不少极左的东西。但广大师生积极投入，也确实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和探索。
当时的团中央专门派了一位工作人员到附中蹲点，《文汇报》、《中学生》等报刋杂志常常登载关于师大一附中教改的文章和报导。学校挖掘出一批典型事例，通过对这些事迹的大力宣扬，在全校上下形成了一个教改的群众运动。当时广为人知的附中“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事例有：
一位初中同学自制了上下课电铃自动控制装置。他用电钟的齿轮驱动废电影胶片做的环状带，根据带上刻出的缝隙，定时接通或断开位于带子两边的触点，由此控制电铃电源，替代了人工手动控制打铃；
当年《中学生》杂志登载反映师大一附中教改的相关报导
66届中五甲班吴庆彪同学学习工业生产中热处理技术，在家中煤气灶上用不同的温度条件对缝衣针做淬火和退火实验，分别使处理后的缝衣针脆化易断或韧化得可以弯曲；
66届中五乙班黄策和殷国华同学自己动手装配出当时很稀罕的的电视机，并在《中学生》杂志发表了他们自制电视机经历的文章，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
68届中三乙班杨建生同学发现了壁虎在饥饿条件下会吃掉自己的尾巴，改变了人们认为壁虎只有在危急情况下才会断尾求生的看法，被华师大生物教授认为是开创性的发现；
66届中五甲班钟庸同学从自家养植的花卉花瓣里提取出可以用于测量化学酸碱度的花青素；
赵德明（前排左四）和唐明俐（前排右二）这对师生卅年后重聚附中
66届中三甲班唐明俐同学在语文老师赵德明对她的作文批改处又加写上自己的意见，对老师的批改做“再批改”，师生不断互动，提高了写作能力；
当年黄九如的一篇作文在学校曾引起很强的共鸣和热烈的讨论
67届高三乙班黄九如同学写了篇题为《语文老师的胃口》的作文，大胆泼辣地评论在学生写作中的某些不良倾向，引起很强的共鸣和热烈的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刊载一附中“国防化学小组”的报道
66届中五乙班同学结合化学兴趣小组的和国防战备训练，组成了“国防化学小组”，自己动手试制了设备和材料，在学校游泳池进行过多次爆破试验；
……
除了学生的努力以外，学校管理也有了很多变化。传统上课方式受到挑战，各种改进的方法和建议如雨后春笋。很多课程（特别是文科的课程）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采用授课、自学、分组讨论结合的上课形式，以代替原先所谓“满堂灌”的方法。每星期安排了半天的“社会实践”时间，发动大家到外面联系，走出教室，投身到社会生产第一线去学习实践。
而试行“提前高考”，只是众多的教学管理改革试验中的一项。当时在上海的教学改革中走在比较前面的是段力佩校长领导的育才中学。他们早在一九六五年就选了一些高二学生参加全国高考，成绩不错的同学提前一年进入了高校。附中移植了育才的经验，计划在六六年高考时试行。
“提前高考”虽然后来被沿用“跳级”以称呼，其实两者有些不同。前者只是给非毕业班学生参加高考以争取提前进入高校的机会，如果考得不理想则仍可回原年级继续高中学业，而“跳级”一般是直接把学籍转到高年级。
中四年级拟提前参加六六年高考的四位同学
（左起：卢毅成、叶骏、冯才根、姜叙伦）
六五年秋学校从当时的中四年级选了卢毅成（甲班）、叶骏（乙班）、冯才根（丙班）和我（丁班）四个学生，要我们在上中四课程的同时自学中五的课程，参加六六年的高考。开始还有些其他候选人。在征求各方意见后最后定了四个，正好四个中四班级每班一个。由于六五年入学的中四年级本来就是中学五年制的，高中只学两年，再提前一年高考就意味着只用一年读完一般需用三年的高中学业，力度有点大（这样算其实不很准确，因为普通高中的部分教学内容在附中已经前移到初中了）。
高二年级“跳级”到中五甲班的三位同学
（左起：庞梅芬、霍志国、戈才）
除了选我们中四的四个同学提前高考之外，学校还选了三个高二年级同学（六四年升入高中）转到中五年级，他们是戈才、庞梅芬和霍志国。因为附中六四年高中招收了两个高一班级（三年制高中）和两个中四班级（两年制高中），所以从高二转中五也是把毕业时间提前了一年。可能因为这是在同一年进高中的不同学制年级间的转换，这三位同学的“跳级”似乎较少被提及，但这也确实是当年试行“提前高考”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应该指出，文革前附中试点多年的中学五年制本身也是缩短学制的改革。那些年附中中五年级高中毕业的有62届六个班级、65届两个班级、66届两个班级及67届四个班级。期间先后试验了高中两年制、三年制和部分三年部分两年的混合制各种方案。应该说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大面积的“跳级”了。
负责 “提前高考”工作的王剑青老师（左）和孙光萱老师
我们四个学生“提前高考”的工作很多由王剑青老师负责，他和孙光萱老师那时刚被任命为教导副主任。找我们谈话、定期掌握了解进度解决问题，以及后来的与家长沟通方案等都是由王老师做的。学校主要领导和其他老师也非常支持。
理化组的名牌教师屈肇堃（右）和丁明远也多次专门来辅导过我们
几位名教师，王剑青、屈肇堃、丁明远等多次专门辅导我们的自学，图书馆张学恒老师热心相助，解除了我们外借参考书的数量限制。为了解决我们自学化学没法做实验的困难，化学实验室的何少姬老师利用实验室的空余时间为我们安排了几次有机化学的实验。因为提前高考是在新学年已经开学之后启动的，所需的教科书没有预订，学校除了尽量调剂出中五的教科书给我们以外，校领导还破例在校长办公室陈列的整套历届教科书把我们所缺的几册借给我们。到处都给我们开了绿灯。我们对此很是感激。
何少姬老师曾利用实验室空余时间为我们安排过几次有机化学实验
进入六六年后，文化革命山雨欲来，“突出政治”气氛越来越浓，引起了“提前高考”是不是“唯有读书高”思想，是不是“走白专道路”的议论。政治压力增大使学校没法再继续执行本来的设想，于是把原来方案中的“提前参加高考，如果考得不好可以回原年级继续读书”改成干脆提前毕业。也就是说如果提前参加高考没考上，就和应届毕业生一起参加毕业分配（这就接近普通意义上的“跳级”定义了）。为此学校征求了我们几个学生和家长意见，由各人自愿选择提前毕业还是撤出“提前高考”。结果卢毅成和我选择了提前毕业，我们两个人就从原来中四班级转到中五甲班上课。但卢毅成后来在高考体检时发现色弱，将使他的高校专业选择受到很多限制。他家里打听到可能通过针灸疗程提高辨色能力，他就返回了中四，希望通过一年的治疗解决色弱的问题。所以最后只剩我还在中五年级。由于一直受的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教育，我当时对于上大学其实并没有很多考虑，甚至可以说相当无知。心想早一年毕业也挺新鲜，无所谓是读大学还是到社会，就做了早一年毕业的选择。对于自学的课程内容是否牢固掌握其实自己心中也没底，到中五甲班上课后不久文革浪潮就滚滚而来，学校基本进入了停课状态，高考先是被推迟最终是被废除了十一年，连高中毕业考试也没有进行。自己的中五课程学习效果如何并没有受到考试的检验，稀里糊涂地当了一名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但自学到的知识和自学能力本身在我后来的工作和进一步学习中倒是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跳级”在内的许多教改措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智育第一”、“白专道路”，很多关心帮助过我们的领导和热心培育过我们的教师也被批判成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些教学口碑出众的老师甚至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但参加提前高考试点给我们带来了学业和思想的提高，使我们受益不少。跳级作为传统学制的一个补充，是很早就有的事，只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不多见，以致在离开附中多年后还时被提及。事实上由于文革爆发、高考废除和六六届毕业分配的延迟，提前到六六届高中毕业或是仍随六七届毕业，就毕业后的出路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明显区别，只是分配时间差几个月而已（受文革运动影响六六届毕业分配被推迟到六八年下半年，再过两三个月后又开始了六七届毕业分配工作）。但因为我们毕竟在准备提前高考过程中多学了知识，并且显著提高了自学的能力。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我们这些曾经被列入“提前高考”试点的学生（包括从高二转到中五年级的），大部分成了首届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煽情点说算是“圆了大学梦”吧（从我来说，在高中毕业时对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并没有很强的渴望，想上大学的念头更多的倒是在离开附中后工作中体会了“书到用时方恨少”而形成的）。而参加“提前高考”也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经历，它和文革前教改中我们经历的其它改革措施一起，不但使我们学习了更多更实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强化了我们的自学能力、上进心和社会责任感，是我们在附中收获的难得的人生财富。而附中师生始终努力改进教学效率的热情和奉献，也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本文的部分素材由一附中马君君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