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68届中三年级毕业五十周年】回忆班主任(68届中三丁班 葛谦)
2018/10/31
【纪念68届中三年级毕业五十周年】
回忆班主任
68届中三丁班 葛谦
歌曲《老师我想你》
记得进中学第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教室，按墙上的座位表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周围打量，全是陌生脸庞，顿有举目无亲的彷徨感觉。抬眼朝前，只见讲台后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男子，身高1米7朝上，脸盘略显长方，面皮白皙，鼻梁上架着一副有些发黄的塑料框眼镜，看上去是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模样。他站在讲台后，嘴角往上微扬，脸似乎在努力保持亲善的笑容，却是一言不发，只是镜片后目光如炬，睃巡教室各处。
杨丕明老师教我们生物课，同时也兼任我们的班主任
不一会，上课铃响起。这位中年男子用带有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开始向我们这批新学生自我介绍，我这才知道眼前站着的是将要教我们生物课的杨丕明老师，同时他也兼任我们丁班的班主任。杨老师三言两语讲完自己的身份，随即向学生宣读班长和各学科的课代表名单。接着他又发给每人一张表格要学生自我填写，表格内容包括家庭成员、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兴趣爱好等等私人信息。这张表格我猜想现在一定还静静地躺在组织留存的个人档案袋中。就我所知，那个年代，每个人的档案记录是从进入初中开始的。
在填表的过程中，因为头一次没有经验，同学们有各种疑问纷纷举手需要澄清，杨老师不厌其烦地走近提问者的身边，一一耐心解释。等我们填完表格分别上交给杨老师时，下课铃响了。进中学后的第一课就这么度过，我也就此认识了班主任杨丕明老师。
生物在各门学科中算是一门副课，每星期只上一次，虽然如此，教学内容对我们这些刚进中学的学生来说，显得新鲜而有趣。杨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时，有时在教室里口头传授生物学的基本知识，有时候会把学生带到学校专辟的一间生物实验教室做课堂实验。生物教室在校图书馆大楼的底层，和普通教室一样，里面安放着一排排课桌椅，不同的是课堂的空间比较大，课桌也比普通教室里的要大一些，每张课桌上安放着一台显微镜，供同桌的两位学生合用做实验观察。在课堂的后排和靠窗墙边，还安放着一排木质矮柜。 这样的教学条件，在当年的上海各名牌学校中可算首屈一指。
记得我们第一次使用显微镜之前，杨老师先给学生讲解如何对焦的方法。我因为初见显微镜倍感兴奋，手不停在显微镜上乱摸乱动，老师的话就没怎么入耳。杨老师讲完后，告诉大家这天的课堂练习是观看番茄皮组织上的细胞与细胞核， 接着课代表带领几个同学打开边上的柜子，原来里面藏的都是课堂上要用的实验材料。 等每张桌子都分配到一个番茄和两片长方形的玻璃片后，学生们就开始了手工实验，此时，杨老师站在教室窗前，不出声地观察着教室里学生的动向。
当年的我，貌似老实，骨子里却充满顽皮的基因
我和同桌一起合作，先把番茄皮撕开，拿出一小块夹在两片玻璃片之间，然后安放在显微镜下。开始调焦时，我抢先动手，一只眼睛贴着显微镜的观察孔，一只手拿着显微镜的调节旋钮来回猛转，可是眼睛瞪得酸疼，看到的却是模糊地一片红色，这实在是上课不认真听讲的报应。抬眼往旁一看，同桌正安静地看着我笨手笨脚操作，估计心中又好气又好笑吧。我讪笑着把位置让给了她，只见她低头把眼睛贴上观察孔，手指捏住调节旋钮慢慢来回转了几下，就说可以了。她对着显微镜仔细观察了几分钟，然后让给了我。我凑上去，在显微镜下，清晰地看到番茄皮上的细胞和细胞核组织。我兴奋地抬起头，正好看到杨老师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们。
在这个实验教室里，学生们不仅学会了用显微镜观察生物界的微观世界，还亲自动手解剖青蛙，肉眼观看青蛙心脏在体外的搏动，感受低等动物顽强的生命力。那时学校为学生组织了各种学习兴趣小组，丰富中学生的课外业余活动。记得当时同届另一班级有个叫杨建生的同学，参加了生物兴趣小组，据他说在杨老师指导下，观察到蜥蜴在饿极了的情况下吃掉了自己的尾巴。杨建生为此撰文将此过程成文投稿于当年的《中学生》月刊上，文章发表后在同学之间还风光过一阵。
杨建生在杨老师指导下撰写的《蜥蜴尾巴为什么不见了》一文
课堂教学中，杨老师讲课清晰明了，简单易懂，令我受益匪浅。我后来离开中学后再也没有接受过生物学知识的专门培训，现在记忆中残存的一些生物术语还是拜当年课堂教学所赐。因为学了不到一年，接触到的生物知识仅限于动物界，不过我对动物界的分类倒是印象深刻，记得是从门、纲、目、科、属、种逐次以降。其原因在于离开学校后，报纸和广播中传播出诸如“门类齐全”、“纲举目张”等流行词语，会让我反射性地联想到当年学过的动物界分类专用术语。
总的来说，杨老师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教学过程基本上中规中矩，根据课本内容按部就班地讲授，不过偶有例外的时候。一次杨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起蛔虫在人体内的游动过程，据他讲蛔虫在人半夜睡觉时会沿着胃壁和食管爬到喉咙口，然后又慢慢爬回去，这个过程也是导致受蛔虫感染者睡觉磨牙的主要原因。讲到这里，杨老师突然咧嘴一笑，说人们在夜间磨牙过程中如果遇到蛔虫进入口腔，于是“协啊协，协啊协，接着又把协碎的蛔虫咽下去了”。杨老师讲普通话时，有时会嵌入一些萧山口音，比如刚才把“嚼”这个字说成了 “协”, 不过这并不影响学生对其语意的理解。彼时快到中午时间临近下课，同学们都已惦记上了中午的饭菜，听到此番解说，不禁大倒胃口，个别神经不够坚强的女生喉咙口还发出了“啯嘓”声，欲呕还休。杨老师戏谑地望着大家，然后轻松一笑，就此下课。
作为教副课的生物教师，杨老师本来和班上学生不会有太多的交集，不过他在同时又因兼任我们班级的班主任，所以在班会课、自修课、班级活动甚至学生的课余时间里，都常常会有他的身影出现。 及时了解掌握学生的政治倾向，是当年做班主任的主要任务，常有学生在课余时被杨老师找去谈话，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杨老师是一个本分的教师，当时他所做的这些工作，只是在机械地完成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而已。
另一方面，班上许多学生对杨老师给予他们在学习之外的关心和帮助感同身受。记得在我们入校两三个月后，天气转冷，有位男同学因家庭生活困难，一时没有厚衣可穿，受寒感冒。他在家休息几天后回到教室，见到杨老师拿出一件厚厚的新棉衣在同学面前交给了他，说是学校对贫困学生的关心和补助。当这位同学穿上了棉衣，苍白瘦削的脸上泛出了一丝血色，旁边的同学看在眼里，一起鼓掌为他加油。事后班上消息灵通的同学告知，杨老师为帮助这位学生从学校拿到寒衣补助，甚至跑到校长办公室为其关说。
还有一次班级活动，杨老师组织班上学生步行出发，从学校前往四平路上的农科所参观。当年的四平路，过了海伦路口两边就已出现大片农田，完全是乡村景象。走出校门，同学们便自行三两结伴，走成一条稀稀拉拉的长蛇阵势迤逦前行。途中大家有说有笑，边走边打望周围农田，大有鸽子放飞的新鲜感，个别调皮的同学还会往旁边农田里奔几步，然后返回路面，边玩边走。
我当时在后面的同学群里，走在最前面的同学已快望不见背影。杨老师因带队的关系，要前后照应学生，走在中间靠前的位置。
走着走着，突然前面几个同学停了下来，围着路边的一块农田，把手往前伸，我在几十米开外，模糊看到离路边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身影正奋力试图从脚下的田地回向路边。奇怪的是他一迈开脚步就会滑倒，爬起来接着再走，接着再滑倒在地。
我走近时，看清那位滞留在农田中间的人是班上一位同学。他脚下农田的土色看上去和旁边的田地有些差别，乌黑发亮，上面的土似乎是一层薄薄的硬壳，脚印踩过的地方，却流出一些浆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腥臭气味。听先到的同学讲起，才知道这位同学的脚下是当地农民伯伯挖出来一个沤绿肥的土坑，时值初冬，天气寒冷，所以土坑面上结了壳，下面却是深到没膝的半流质状态。这位同学当时在路边行走时与同学嬉闹，奔入田间未及细看，等到进入肥料坑，才发现举步维艰，出来已经很困难了。
此时只见杨老师拿着一根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木棍，奔到路边，把棍子尽力伸向这位学生。落难同学正狼狈不堪，眼见救命棍子在前，一把拉住不放。杨老师一使劲，就把学生拖回地面安全着陆。
路边朝村里的方向有一根带龙头的白铁自来水管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杨老师带着这位同学走近龙头，旋即放水给他冲身上的污物。这天气温很低，落难的同学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挨浇，一旁的同学不免替他难受，但大家都明白这样洗一下总好过留一身臭气。
正在此时，旁边农舍里钻出一个四五十岁的农妇，对着我们师生破口大骂，言下之意我们未经允许擅自用了她家的自来水。杨老师听了一个劲的解释和道歉，但这农妇不依不饶，非要把龙头立即关掉。
杨老师见状，不由得皱了下眉头，很快他腾出一个湿手伸进裤袋，从里面掏出一张一毛钱的纸币递给农妇。那农妇眼睛一亮，停止了叨叨，忙不迭地接过钱，说一句你们省着点用，随即转身回屋。
当时一吨水的价格是一毛二分，再怎么冲洗，这一毛钱也够用了。这位同学其实就简单冲洗了一下，当然这种状态已无法再去农科所参观，所以在另一位热心肠同学陪同下直接回家换衣休整。其它同学则跟着杨老师继续前行。
这天参观的内容我早已忘记，但杨老师当时救护同学的举止形象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离第二学期结束前一个多月，不知是何原因，杨老师突然停止给我们上课，生物课改由另一位姓秦的老师代上，班主任的活也由秦老师代管，教室里从此再也不见他的身影。
过不多久文革风暴即已袭来，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停课闹革命”的号令下，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教师不用给学生上课，学生也不用复习迎考，学校全体学生的学业就此中断。当时不少学生天真地认为暑假一过，学校就会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我们又会背着书包继续学业。然而对我个人而言，等到重新返回教室读书，已经是在十三年后，不过此时身份发生变化，当年肄业的初中生，后来成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一名本科大学生了。
文革初期，学生们在造反有理的宣传蛊惑下，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战斗队，教室里的几张课桌被摞在一起，上面放着从食堂拿来的搪瓷饭碗，里面盛满墨汁，加上课椅上堆放的纸张，就成了战斗队成员写大字报的平台。
校园各处贴满了大字报，文革在当时的战斗檄文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因此被大字报点名的对象最初是日常给学生上课的教师。许多老师的底细给大字报兜了个底朝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些老师就被陆续编入“牛鬼蛇神”的队伍。我们这些吃瓜的学生，每天都能看到一批老师手拿扫把，在几个身着褪色旧军装，左胳膊套个袖标的红卫兵学生监督下，灰头土脸地打扫校园的角角落落。
随着运动的升级，批斗的对象开始转向所谓的“当权派”。战斗队组织了几场全校性的批斗认罪大会。在这种场合，台下的看客除大多数学生外，还有几十个教师掺和在内，他们中大多是尚未遭到大字报点名批判的漏网之鱼，因此还能暂时留在革命师生的队伍里。
我有一次参加批斗会，以看客的身份坐在学校礼堂的中排靠边位子。偶一回头，看见后几排坐着几个年龄大些的老师，他们神色木然，只是在台上台下群情激昂的气氛中，随着口号声浪机械地举手放下，表示在参与运动而已。在这几个人中间，我意外地看到了杨老师，只见他脸色苍白泛黄，眼光木讷，刚和我对上眼神，即刻将目光移开。想起以前念书时杨老师虽然表情严肃居多，可也不乏和学生有说有笑的活泛时刻，现如今居然颓唐至此，看来他这些日子过得并不顺心。过不多久，我无心再继续参加批斗会，趁会场乱哄哄没人注意的时候，悄然起身朝大门走去。经过杨老师坐的那一排，看了杨老师一眼，见他没有回应的意思，我就不便向他打招呼告别。未曾想，这竟然是离校前和杨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
和杨老师再次见面，时间却已推移到了30年后
（杨老师坐于前排中间，我站在后面，和杨老师隔着一位同学）
和杨老师再次见面，地点依然是在读过书的中学，时间却已推移到了30年后。
当年停课后我在学校又混了两年多，后来随大流走上了农村插队的历程。文革结束后回城，然后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生活开始走上正轨。中学时代的生活此时已恍若隔世，除了和原先共同在吉林农村插队的同班同学沈哲宁偶有联系，与其他同学已无往来。
1996年初的一天，我意外接到原班长刘念兹的电话，方知刘念兹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当年班上同学的踪迹，希望能有机会让全班同学重聚于附中校园。在他不懈的努力下，绝大多数同学都有了下落，同学聚会商定于那年春节里的正月初四在学校原来的教室举行。
聚会那天，昔时的同学在教室再次相见，彼此间先打量一下，脑电波飞快回转，以确定对方的身份。想当年我们离校分手之际尚未弱冠，嘴角边刚冒出稀疏茸毛，归来时却已不再是少年，两鬓白发隐生，脸上的沟壑， 暴露出当年上山下乡经历过的磨难。一些人握着对方双手，使劲摇晃，嘴里大声嚷嚷“ 变化不大，变化不大”，心里却暗自嘀咕“好家伙，都成大叔大妈了，路上遇见，还不一定认得出来呢”。
教室里除了原来的学生外，还坐了几位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我转眼望去，在人群中见到了久违的杨丕明老师。
多年未见，杨老师发福了不少，不过眉眼的变化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一眼还能辨认出来。他坐在教室中间，慈眉善目地和周围学生小声交谈。我正想走上前去和他打声招呼，聚会正式开始，于是就近找个空位坐了下来。
同学们相继发言，简要介绍自己离校后的人生轨迹，最后同学们请老师们说几句感言时，轮到杨老师第一个开腔。
杨老师的发言亦很简洁，主要意思是告诉大家，虽然他做了一辈子教师，教过不少班级，但对于我们这批文革前考进来的最后一届初中生留有深刻印象，事隔多年，大多数同学的名字和相貌还都能记得。讲话中他提到一件事，那还是多年前他在家看电视时，突然在新闻画面中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当时激动地站起来对旁边的家里人说，这不是葛谦吗？他是我教过的学生呵，我记得他! 我记得他！”杨老师讲到这里，感情有些激动，用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到我后，微笑地看着我。
旁边听着的同学不知其详，我只好稍作解释。当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从事工业管理研究，一次接到上海电视台邀请，参加一个专题座谈会。在会上我免不了放些厥词，可能因为观点奇特，所以发言时的录像于会后被电视台采用在晚间新闻里放了出来。这件事我本已淡忘，没想到杨老师旧事重拾，对十几年前的往事还记得那么清楚。
会后，我走到杨老师跟前和他叙旧，他再次提起那天在电视里认出我时的激动状态，我听着心中感慨不已。回想中学读书那阵，我在同学中并不起眼，对老师们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没想到杨老师却还能记得先前我这个顽皮少年的模样。说也奇怪，我试图让他回忆起我当年读书时和他有交集的往事时，他却困惑地摇头说记不得了，结果我最后发现他对我的印象其实就定格在那天他看到的电视画面里。
10月28日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我与当年同桌陈晚晴的合影
前些日子，在同学聚会上听到杨老师已经仙逝的消息，不禁恻然，没想到那次师生重逢，竟亦是永别。对往事的回忆霎那间浮现脑海，一时间写下这篇文字，聊以寄托我对这位当年师长之悼念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