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十二人画展”往事钩沉（1）57届高三丙班 陈巨源()
2018/11/28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十二人画展”往事钩沉（1）
57届高三丙班 陈巨源
陈巨源是我校57届高三丙班校友
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是当年展出期间特选的乐曲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硝烟余烬未净，艺术界尚处在思想禁锢的余悸之中，那时候，谁敢跨出这勇敢的第一步，就是创造了历史。
谁也没想到，四十年前一群不显眼的青年画家，打着一块很不起眼的“十二人画展” 的招牌，搞了一个轰动一时的画展，这个画展居然成了当代中国艺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纪念碑，与稍后出现的“草草社”和北京的“星星画展”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史无法绕开的话题。
“十二人画展”的意义在于，它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吹响的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嘹亮号角，它点燃了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自由的燎原大火，第一次冲破了长期禁锢艺术创作的“高大全”“红光亮”的政治藩篱，为中国艺术走向现代化、国际化迈开了第一步。
《午后》 （陈巨源作于1999年）
如今的青年画家们无拘无束地自由创作，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只要有经费，就可以开画展，无需什么人批准，这种自由，在我们当时的年代，是要冒戴帽子、受批判风险的。在当今人们的脑子里，这种事情简直不可思议。而“十二人画展”的意外成功，影响深远，并且至今仍作为当代美术史家研究的对象，对当年这十二位画家来说，更是完全想不到。
这件事距今已有几十年，除了研究美术史的学者会时常找我了解当年的一些细节，大多美术界的朋友都只能依稀记得这件事了。作为当事人，我详细地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许多细节都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
“十二人画展”的部分发起人(左起)：徐思基、陈巨源、沈天万
那时我时常跑到沈天万那狭长的画室，只要他在，总会有点下酒菜，如果没有，就一起出去采购，一起喝酒的经常不会就我们两个。从弄堂里进入到他住的那幢房子，首先要经过一间又大又黑终年紧闭堆满煤球的仓库，上到四楼才见得到光线。然而他那里，经常人丁兴旺，高谈阔论者有之，俯首听教者有之，共谋发展玩具生产者亦有之，总之天万家中是一个万花筒。
天万是一位狂热的西方艺术的追随者，他画油画，不顾一切地把颜料往画布上堆。他有中国早期学西画那班人的习气，追求外在的张扬。但他也有一股韧劲，不停地画，不断向别人发表自己对艺术的见解，尽管要领会清楚他的观点十分不易。按年龄他应该是我的老师辈，但我没有在他门下学过画，后来又在东明厂共事，别人都叫他不是沈先生就是沈师傅，只有那个朱十锦年纪轻轻，开口闭口都叫天万，之后我也选择这样称呼他。
单独两个人对饮，话题就全是艺术，而且观点惊人的一致，我只要提出一个什么看法，必定会得到他热烈的支持，相反，如果是他说了些什么见解，我也会同样表示赞赏。因而边饮边谈往往持续至深夜，反正我回去没几步路。
祝枝山的草书《陋室铭》（立轴 水墨纸本）
有一次，天万对艺术的深刻理解，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是我和他两个人去参观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宋、元、明、清历代书法展”，展出的历代名家书法珍品无数，真是瑰宝纷呈，目不暇接，难以一一铭记。唯有两张巨幅，令我们过目难忘，兴奋不已。这两张巨幅都是从博物馆的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还要卷起来，估计是丈八匹的巨制。
徐文长的草书《千字文卷》（之一）
一幅是祝枝山，一幅是徐文长，都是狂草。我和天万欣赏良久，叹为观止。五六百年前老祖宗的艺术观与今人其实何其相似乃尔，完全可以想象这两位大师在创作这些巨制时的感受和狂喜，他们也完全可以相信后人在观赏他们作品时是何等的叹服。是的，我和天万那天兴奋之情无以形容。那天从博物馆出来，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酒，这是延续我们激情的最好方式。
“要好点的酒，不然对不起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天万如是说。
“菜无所谓，炸麻雀怎么样？”我们在山东路一家熟食店，看着里面一盆盆倒胃口的熟食。
“买几只麻雀算了，我家里有点东西可以下酒。”
那好，就买了六只麻雀，一瓶口子酒，一瓶洋河。回到他那四层高楼，在阳台上摆一只小方桌，两人相对而坐，他拿出来的下酒物原来是虾米一小撮，海蜒六七根，下酒是不错，似乎太少些。坐定以后，就对那两幅狂草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想不到古人居然也有这么大的魄力，写这么大的尺寸，如果一个字写坏了，这么大就要作废，没有真功夫，谁敢随便写。”天万摇头叹息。
“这么大，写的时候要看清全豹，控制整体效果那是更难了。”我也赞叹不已。
“我提议，为徐文长干杯，为祝枝山干杯！”天万激动地说，喝了一口。“他们落笔的冲动，和我们作画时的冲动完全一样，只不过他在写字，我们用色作画。”
“是表现主义，书法就是表现主义。”
“我更喜欢徐文长那幅，太潇洒了，上下左右都那么协调，线条粗粗细细，搭配得那么美，不能停下来思考，一定要一气呵成，难啊，这么大。”他又不住摇头。
“那时的社会比较单纯，文人只要集中精力在诗、书、画、印这种事情上，生活又不愁，不用上班，平常书写都用毛笔，所以书法水平普遍比现代人高，这是肯定的。”我分析，“徐文长、祝枝山这种人，历史上也是奇才，自然会有惊人之作。不过今天所见，特别惊人，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介绍，中国好东西实在太多，恐怕是来不及。”
两个人只顾谈论，不住喝酒，全然没想到下酒的菜。
“吃麻雀，”我提请天万注意。
“不急，不急。酒还有那么多，先吃虾米，虾米鲜得很。”
“是的，是的。海蜒也很好，也很鲜。”我拿起一根闪着蓝光的海蜒，轻轻咬了一小口。
天色渐暗，从他那四层阳台望出去，汉口路、福州路一带低矮的民房已经万家灯火，天幕暗淡的蓝灰色上还有几抹亮红色的晚霞，我们始终陶醉在刚才博物馆的印象中。
“什么时候我们也要把自己的作品展出来，我等了几十年了，快要五十岁，时间紧迫。”他轻轻抿了一小口，语带伤感。
“是的，我也四十了，希望能有一个全面展示的机会，相信我们的实力是不俗的，我们应该有出头之日。”
从徐文长谈到了自己的画，他更是眉飞色舞。
“我的画法也讲究气，你看，一笔上去就不动了，跟写字一样，不能涂涂改改，那是学生子的画法，学生腔。”他搬动着一幅幅厚重的作品，向我谈他的作画甘苦。
“我很欣赏你那幅深绿色的，叫什么？非常精彩。”
“叫《绿色的梦》，是的，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幅，我用了很厚的颜料，但看上去像水彩画那样流畅，你的眼光和我一样，来，干一杯。”天万是很容易激动的。
时间如流水，很快就到了深夜，我们全然没有感觉。第二瓶酒又开始喝，炸麻雀大腿肌肉的鲜味还品得出来，两个人不住赞美麻雀肉比鸡肉更鲜。
“为徐文长干杯！”
“为祝枝山干杯！”
“为沈天万干杯！”
“为陈巨源干杯！”
我们越叫越响，因为在最高层，没人听见我们的呼声，只有上帝。两瓶酒也喝光了，不知道讲了多少话，谈艺术就觉得无比亲切，谈不尽，谈三天三夜也谈不完。
在天万家中，常遇见一位衣冠楚楚、身材高大、白白胖胖、戴金丝边眼镜的朋友，天万介绍说是老同学，就是说，也是上海美专的同学。他姓韩名柏友，看样子家境富裕，条件优越。柏友谈吐十分文雅，慢条斯理，声音柔和，却好像含蓄着许多学问，不过他的话大多只讲一半，就会停顿良久，面带神秘的微笑，两只黑眼珠在玻璃镜片后面盯着你看，时间一长你就会忘掉他刚才在说什么，听他讲话实在非常吃力。柏友也是刘海粟的弟子，谈话总爱扯到与刘大师有关的话题上。
在天万处总离不开饮酒，柏友的酒量惊人，随便什么酒来者不拒。天万平时惯饮黄酒，两斤三斤不在话下。我们三人聚到一起，自然就十分开心。我对他虽不太熟悉，既是天万同学，大家又都搞艺术，况且柏友始终笑口常开，很讨人喜欢，所以一回生两回熟，几次接触就成了老朋友。
他从不透露自己的住址，我更不会去打听别人的隐私。有一次，我在天万处谈到柏友，天万说：“他是狄平子的外孙，家中应该是有钞票人家。柏友五几年到北京民族学院艺术系工作，教授油画，还参加过中国美术馆的筹建。可惜他话太多，被打成右派份子，回到上海，失业在家多年，现在和老母亲一起，每天还要生煤球风炉。”
狄平子是清末民初的一位著名人士，既是诗人、书画家，又是出版家、报人，他的“有正书局”是中国当时四大书局之一，大画家黄宾虹也曾是“有正书局”的职工。
“那他现在靠什么生活呢？”我感到疑惑。
“我也搞不清，他好像也做过临时工，也画些商品画，有时候好像蛮有钱，有时候把我这里当饭店，这时候他肯定袋袋里一个铜板也没有了。”
柏友单身一人，和我一样都是光棍，或许是同病相怜吧，也或许都是大人家出身，互相之间会有一种认同感，当然艺术更是一条纽带，我和柏友在后来的岁月中，结下了很深的友谊，真正如同兄弟一般。
有一次，天万通知我，柏友要和我们到饭店里去聚聚，约在河南路北京路口的老正兴饭店。上海的老正兴都是本帮，本帮菜实惠，量足，浓油赤酱，是那些正宗“老上海”特别青睐的菜肴。酱方、八宝辣酱、炒鳝糊、猪脚黄豆汤都是本帮的主打菜，到老正兴这种菜是必点的。
柏友在这些菜面前，尽显老饕本色，本来就白白胖胖的嘴脸，这时就油光光，白里透红，越发的白嫩了。如果你知道他后来变成了一位二百四十斤的大块头，对他的食量就不会太惊讶，因为他一顿吃下一砂锅炖得很烂的大肥肉是家常便饭。
这时期天万已在酝酿一个展览的设想，正在征集朋友们的支持意见，三杯下肚，就会谈到这个话题。
“现在四人帮已经关起来，文化革命也结束了，百花应该齐放了吧。”
“我看没有这么容易，看看美术馆、画院里那些展览，还不是老样子，红光亮，高大全。这班老爷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生怕在野派那些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抓住权力不放，要想绕过他们，现在还是有难度。”柏友边吃边忧郁地说。
“他们没有理由禁止别人展出自己的作品，我们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画些风景、人物关他们屁事。”我有点不买账。
“巨源，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你看全上海全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搞自由展览。文化界苦头吃得太多，太敏感。或许现在时间还没到，四人帮打倒才两年，大家还心有余悸。”柏友的话可能有道理，毕竟大家都吃过苦头。
“也要有人带头，不然的话这一年年过去，我们都老了，画那么些年，这口气总得出一出。”天万是最有紧迫感的一位，因为他年岁最大，时不我待嘛。
那天吃得很愉快，只是画展这件事有点虚无飘渺，纸上谈兵，不知如何下手。柏友这个人常常会在讨论中扮演反面角色，泼泼冷水，降降温。不过他是一个积极份子，只不过他经历的苦难多，行事喜欢从反面考虑，如此而已。
事情从钱培琛、徐思基他们那里开始，钱培琛是虹口鲁迅中学的数学老师，爱画画，是天万的学生，徐思基也在教育系统。他们想冲破藩篱、杀向社会的激情十分强烈，据说他们虹口区就有些人想搞展览，不过都是些中学美术教师，水平不怎么样。他们来找天万，那天我也在座，就一起出谋划策。
“搞展览不能烂糊三鲜汤，参加的人要有一定的水平，要好好挑选，不然还是不要搞，搞出来被别人笑话。”天万的话有道理。钱、徐两位画什么我没见过，是不是有水平，不清楚。画展是他们首先提出来是没有异议的。
“参展的人不能太多，否则我们为他人作嫁衣裳，就不值得。”
“十几个人差不多。”
“现在社会上没有出头但水平不差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联络联络，不能急，否则都知道要摆不平。”
“我们要搞的展览一定要自己组织，不受审查。艺术家自由创作的题材，美术馆是肯定摆不进去，场地是大问题。”
“到公园里展出，公园里也有些场馆，不过不太正规。”
“只要能展出就是胜利。”那时要求真是不高。
“文化馆行不行？”
“不行，不行，文化馆审查可严格了，什么馆长、区长都会来指手划脚，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跟和平公园有点关系，什么时候一起去找公园谈谈。”和平公园在虹口区，钱徐两位可能有办法。
过了几天，大家约好到和平公园，那时这个公园还有动物展出，不过少得可怜，区区几只动物居然还有老虎、狗熊这样的大家伙。
那天我第一次认识了黄阿忠，一个年轻人，在普陀区文化馆负责美术，与和平公园大概也有点关系。
我们在园子里逛了一大圈，好像没发现合适的展览场地，在茶室里大家边喝茶边讨论，都对这里表示失望，再说这么偏僻的地方，对整个上海不会有影响，会白费力气。
场地慢慢动脑筋，参展阵容么也就慢慢地形成。天万、培琛、思基、巨源，有我就少不了巨洪。柏友是天万的同学，当然入围。那天见到的阿忠也算一个。我提出请润林参加，因为他的活动能力特别强，水平也不低。
天万想到，搞这样的展览，为保险起见，最好请到一位有公职身份、有党员身份、但又不在主流圈中的画家来参加，于是想到了孔柏基。他是上海戏剧学院党总支书记，曾经是上海美协党组成员。他是画油画棒的，之前很少为人所知，虽然画了一大堆油画棒油画，只因欣赏观念上的差异，不太为人所接受，对他来说，表现自己也是迫不及待，得到邀请自然欣然应允，同时还推荐了学院里另一位人物陈钧德。
我想到黄浦区少年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厅，如果能够动员罗步臻参加，利用少年宫的场地那就太理想，对于罗步臻我有点把握，至于他们的支部书记，就要靠他去做工作。
不出所料，罗步臻也热烈响应，他说服了他们的支部书记对我们大力支持，在当时这位书记是冒了风险的，什么风险，可能是纵容自由主义，可能是阶级立场问题，可能是路线问题，轻则挨批评，重则丢官帽，吃不准，或者什么事都没有。罗步臻还推荐了一位好友王健尔，他是山水名家陆俨少的弟子，与罗步臻是画展中保持传统的两位。
参展阵容其实也考虑过不少画友，限于大家的看法和评价，也为了限止人数不能太多，最后就确定了创造历史的十二个人。
自从落实了场地，大伙的劲头就越来越大，热情越来越高。我们有许多事情要讨论，要决定，比如画展的名称，场地怎么布置，谁负责印海报，展期定在什么时候，要不要发请柬，画展前言怎么写，谁写等等。
画展的名称是大家最为关切的头等大事，因为这关系到画展的号召力、影响力。好的名称会让观众留下长久的回忆，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那次十二个人齐聚天万家中，热烈讨论取什么展名。想得到的名称都提出来又一一否定掉，因为不是太露就是太没有份量，或者又太俗气太一般，没有特色。许多刻意设想的提名反倒没有一些看似随意的名称来得隽永。比如库尔贝的落选画展、俄罗斯巡回画展都很简单又有特色，这都是大家热烈争论的话题。我忽然想到，加拿大有七人画派，为什么不可以用十二人画展这个名称呢。既突出了十二个自由的画家，又显得随意洒脱，不着痕迹。又像是一个画派又没有具体的说明，会让人揣测不已。一经提出，大家略加思考，立即交口赞赏，一致同意，一个历史性的“十二人画展”从此诞生。
展厅众人已探视过多次，对于怎么布置也各有各的看法，最后一致同意了润林的方案。他的方案很简单却新颖别致，就是在大厅中用隔板排列成一个巨大的X形，这样就可以挂八个人的作品。天万和均德都是大幅油画，就用大厅的一面墙，另一面墙就挂培琛和思基，因为他们也是油画。就这样，我和润林一个正反面，柏基与巨洪正反面，步臻与柏友，健尔与阿忠，这样安排，公平合理，皆大欢喜。
“展出期间要播放古典名曲，一方面可烘托画展的品位，拉开与其它画展的距离，也可以一扫这十年文革中弥漫的那股肃杀之气，让艺术回到真正的高雅境界。”这也是润林提出来的建议，自然大家又一致赞成了。润林在上无四厂工作，照相间、丝网版这套东西弄起来很方便，于是他负责制作一张海报的丝网版，我也是这方面的内行，两个人配合，用水粉颜料加白胶，自己动手印了一批大张的海报，在展出前几天的晚上，我和润林骑自行车，带了浆糊桶，到市中心周围的马路显眼的墙面上到处贴，宣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画展的前言，大家也经过讨论，都谈得十分激昂，最后就委托我执笔，在这种改革浪潮激动人心的鼓舞下，我在家里一气呵成地写出了一篇感染力极强的散文诗般的前言，在此次画展上竟大放异彩。
1979年1月27日“十二人画展”在上海黄浦区少年宫开幕
展期就定在1979年1月27日，也就是戊午年的岁尾，大年三十开幕。整个展出都在己未新年。我们考虑新年期间，参观者肯定比平时多，效果会好些。春节期间官方的上海画院按例要举办一年一次的迎春画展，这种画展年年都是观者寥寥，但展厅却是冠冕堂皇，应景而已，为广大美术爱好者所不屑。
黄浦区少年宫为隆重起见，还在文汇报上刊登了一小块比豆腐干还小的十二人画展的广告。这位支部书记为这次画展确实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布置那天大家都有帮手，巨洪是夫妻档，我就有宝贝、倪池、立人等一齐送过去。按风水看，我的展位是最差的，因为是背面。柏基占有了第一位的风水，一进门就可以先见到他的作品。那时我确实没有想得那么多，没有太多的计较。后来也因为太多激动的观众，惟恐漏看一幅画，而把我的每一幅画都围得水泄不通，也就没有什么风水好不好的区别了。
大年三十，家家都忙着准备年夜饭，而我们的画展却选在这一天开幕，确是十分的高明。一大早画展就迎来了心情迫切的大批观众，禁锢已久的艺术渴求，使人们急欲对画展一探究竟。一上楼梯，我写的前言就让观众们激动不已，纷纷摸出笔记本抄录下来。
前言写道：
“严酷的封冰正在消融
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
战胜了死亡的威胁
百花终于齐放
从密封固所中解脱出来
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我们的艺术生命复活了
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
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
有权表现
自己深深眷恋的题材内容
把灵魂溶化进去
使艺术之树常青
旧时代过去了
新时代已在召唤
我们将努力创作
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画展广告牌上还写有六个字：“探索·创新·争鸣”。这是润林执意要表达的意思。当观众涌进展厅时，偌大的厅里立即人头攒动，每张画前都有人细细地品赏，看得出真是如饥似渴。善于推销自己的几位面前更是围满了听众，孔柏基是一号推销员，我第一次见识他们和观众拉近距离的本领。钱培琛本事也挺大，总能把观众吸引到身边。我和巨洪就不行，见观众在欣赏自己的作品，就躲得远远的，生怕被他们发现。其实整个展览，巨洪的没骨人物画最引人注目，最引起轰动。
画展八时开幕，是静悄悄地拉开了帷幕，迎接观众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以及十二颗忐忑不安的心。少年宫的两位阿姨在售票，观众陆续到来，人数越来越多，不到九点已经人潮汹涌，许多熟悉的面孔，不时出现在入口处。画坛一些著名人物和老前辈都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如关良、哈定、樊明体等等，如果说他们是来欣赏画作，还不如理解为对我们的支持，因为要表达的含意他们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我们先跨出了第一步。
最起劲、最专注的是二三十岁的那一代人，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艺术启蒙，对现实又极为不满，既好奇又渴望找到引路人，画展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曾经封闭的艺术世界，看到了一个与过去那千篇一律的说教的绘画完全不同的缤纷的绘画天地，他们惊奇的目光投向一幅幅技法特殊的画作，被无拘无束的题材和形象所陶醉，在展厅里流连忘返。我们在展厅里放置的留言簿，被激动的观众写满一本又一本，整个期间，留下厚厚的七八本留言，惊讶、激动、感慨、赞美，突如其来的惊喜溢于言表。画展如一声惊雷震动大地，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大家陪在关良先生夫妇周围，参观了整个展览。关先生多有褒奖之词，对这个展出连声说“好。”趁此机会众人拿来笔墨，请关先生题词，先生慨然写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款为“贺十二人画展”。
许多老朋友老同学都闻风而至，展厅里时时响起熟朋友热烈祝贺之声，这种场面以前从未见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