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十二人画展”往事钩沉（2）(57届高三丙班 陈巨源)
2018/11/30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十二人画展”往事钩沉（2）
57届高三丙班 陈巨源
57届高三丙班校友陈巨源
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是当年展出期间特选的名曲
画展的轰动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香港文汇报发了一篇报导并附有一张漫画，漫画上表现了上海春节期间同时三个画展的情况，第一是迎春画展，没有观众，第二是卢湾区画展，有观众一两名，最后是十二人画展，人头涌动，盛况空前。
湖北美协主席周韶华当时正好在上海，他已不声不响参观过我们的画展。这是一位头脑清醒、抱有改革精神的老干部，在湖北是邓小平式的人物，他的作品是创新派，却被保守派一方讥讽为野狐禅，不过他牢牢掌控着湖北美协的权力，而且和北京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保守派奈何不了他。
“十二人画展”上的作品之一《花房》(水彩画，陈巨源作)
他回到武汉，立即决定把“十二人画展”邀请到武汉，让我们掀起的这股新浪潮也把楚汉大地陈腐保守的污泥浊水冲刷一下，以便他可以趁此推行他的创新方针，使湖北美术界从此面目一新。他的邀请信很快寄到了黄浦少年宫，对十二人来讲，这是莫大的成功，因为这是实实在在对我们的肯定，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令人兴奋和鼓舞。
更令我们兴奋不已的还有，北京美协主席刘迅居然也到上海来看过这个画展，也被激动了，就在少年宫临时召集了在场的几名十二人成员，表示要邀请大家到北京展出，与北京美术界交流，共同推动中国新美术的发展。刘迅当时的表态是真诚的，绝对不是开玩笑，尽管后来事与愿违。
湖北的邀请表示，由于经费原因，无法邀请十二人一起赴鄂，请我们推派四名代表出席并负责全部展品的安全往返。时间定在同年三月。
其实大家都想去，毕竟是如此荣幸的盛事，然而又因受邀条件的限制，必须有人放弃，于是大家聚集在天万家中共商良策。我和巨洪已占六分之一，而且影响较大，去一个人情理之中，大家都没有意见。孔柏基被推举代表了戏剧学院几人，钱培琛就代表了天万等几人，罗步臻功劳很大，就算代表了健尔、润林。这样定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开心，只要画展打出去，每个人的名气就会随之而来，无需计较一时的得失，这一点大家都很有风度。
画展预计展出十天，每天都有数千观众，未必都是美术爱好者，在广大市民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听说是冲破密封固所的新鲜空气，大家都想来感受一下。故而十天下来，参观人数非但不减，最后一天反而人山人海。留言簿上有许多人纷纷提出希望画展延期，有些观众不止参观一次，因为画展给他们的感受太强烈，太感动，把我们都当成崇拜的对象，就像是追星族。
“十二人画展”部分发起人
（左起钱培琛、罗步臻、陈巨源）
少年宫那位支部书记没想到会有如此的成功，知道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好事，自是喜气洋洋，充满乐观。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他与大家研究下来，一致同意延展一星期，整个期间，观众盛况不减，在画展史上，相信绝无仅有。
三月早春，春寒料峭。湖北美协派了一位小年青到上海接十二人画展，他叫钱平，上海人，父亲是上海画家钱延康，是颜文梁一脉。钱延康本是湖北美院油画系主任，为了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儿子钱平能返回城市，老子甘愿提早退休，让儿子顶替进湖北美院当了一名工作人员，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工人，住在老子原来的房间里，可以享受师生们外出写生的一切条件，平时就替美协办办杂差，因为年轻聪明能干，颇得周韶华的喜欢，所以这次来上海接十二人就是周韶华委派给他的差事。
我们这边大家都抓紧提前做好了准备，我还特地新买了一个大旅行箱，把巨洪、我以及润林的画放置妥当，是纸本的画都随身带，柏基的画箱又大又沉，他平时就拎着这个箱子到处写生，毅力很不一般。只有天万和钧德的大油画要包装托运，最费事，不过无需我们费心，钱平都会安排好。
起程的那天傍晚，十二人的全部成员都到十六铺码头为我们送行，在码头上，不管是留在上海的还是代表画展远征的成员，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我们这个独特的画展不断地推向成功，用一个个成功构筑起明天的远大前程。
钱平替我们买的是二等舱，头等舱是为外国人准备的，一般乘客还不能上去。二等舱八个床位，我们就占了五个，跟包房也差不多。长江水浅，跑长江的客轮都是平底船，吃水特别浅，可以一直开到重庆，统一都叫东方红几号。
那时上海港的贸易运输还不怎么发达，黄浦江一路停泊的船不算多，但毕竟都是远洋海轮居多，身影都高大魁伟，东方红穿行其间，就是小巫见大巫。暮色中黄浦江尽显东方大港的气派，颇似勃朗金爵士笔下伦敦港的风采，凭栏眺望，也甚感骄傲。
出了黄浦江口，驶入长江，江面骤然大大地开阔，宛如汪洋大海，所不同者，江水平静，水波不兴，是江水的样子。极远处有些许小船舶往来，整个长江一片宁静。此时我们回到房间里，江面已经被夜色笼罩，对岸点点灯火，景色已难以辨别，开始了第一个夜航。
第一个船上的夜晚是最开心的，这些人聚在一起旅行是第一次，我们更是为了再一次去接受人们的欢呼和崇拜，一切最美好的前景在等待我们，大家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和对前途的自信。有谈不尽的问题和说不完的笑话，当然还有喝不完的酒。
乘船旅行比火车舒服得多，有舒舒服服的床可供懒人成天赖在床上，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让好动的人跑来跑去。站在船头甲板上能够享受乘风破浪的乐趣，还可以观赏江面上大量海鸥追逐轮船尾桨打出来那长长的浪花。轮船里面前后上下就跟迷魂阵一般，很容易就找不到自己的房间。
到达武汉也是傍晚，早有湖北美协的人在码头迎接，为首的是蒋秘书，此人始终负责招待我们，一切食宿都由他安排。有钱平和蒋秘书，我们在武汉就没有什么不便了。我们被安排在湖北美术学院教师宿舍，钱平就住在这里。我们四个人一个房间，条件比较简陋，想到这里是高等学府，也就不能和孔夫子谈条件了。
当天晚上，美协主席周韶华就来拜访我们，双方寒暄一番，我方孔柏基成了当然的领队，因为对方早就摸清我们四个人的身份、地位，当年这些还是蛮讲究。柏基做惯领导，能说会道，派头也像，我们三人有柏基打交道，觉得也蛮舒服，省了许多麻烦。不过武汉人这次对我们是真的很尊重，每个人都得到他们衷心的赞美。周韶华是山东大汉，身材魁梧，作风粗犷，自称是创新派，要邀请大家去看他的创作，当然不是今天，今天他请我们到一家酒店，为我们接风，预祝这次画展成功。
酒席上大家频频举杯，周韶华是美协主席，在当前的革命形势下，他大谈中国艺术改革创新之路之我见，颇有见地。不过艺术高低不可能一蹴而就，他的画在湖北就有人笑他是野狐禅。几位副主席就跟他政见不同，都是保守派，对邀请“十二人”都持反对态度，周韶华是力排众议才把我们请过来的，也是一场路线斗争，很不容易。
我们的画展被安排在武汉中山公园展出
（左起：陈巨源、钱培琛、孔柏基）
我们的画展安排在中山公园内展出，这里的展厅规模不大，当时看起来在园林中一幢独立的展馆感觉挺不错。经过合理的分隔，十二人各得其所，这次我的位置排在第一，一进门就能见到我十幅水汽濛濛的大作和我的一张十寸大头像。布展他们动员了不少人力，武汉各大报刊都闻风而至，如武汉日报、晚报等都派了摄影文字方面的记者来采访，现场就对我们的画拍了许多照片，场面热烈而忙碌。最令我们兴奋的是北京《美术》专门派了一位编辑栗宪庭，到武汉全程跟踪采访我们，把画展的情况向全国介绍。
这是扩大影响的最好机会，一切都意料之外的好，栗宪庭一来就抓紧每一个空隙，轮流和我们聊，从怎么开始酝酿、组织画展的动机、有没有想到对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起什么作用等问题聊起，并对每个人的艺术都作了仔细的了解。北京没有第二个人比栗宪庭更了解十二人画展的情况了。他在武汉确实一直呆到画展结束，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并参加研讨会、学术演讲会等等活动，当然也一起饮酒吃饭，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不知湖北美协出于什么考虑，把画展的名称改成了“上海十二画家美术作品展”，虽没有十二人画展那么干脆，却也把我们位置放得蛮高，客随主便，我们都没有意见。
陈巨源当年参展之作品《抽象表现2》（水墨设色 92×66cm 1975年）
想不到武汉观众对我们的期盼和欢迎的热情一点不输于上海，简单的开幕式以后，蜂涌而至的大批观众就把展厅挤得满满当当，盛况不亚于黄浦少年宫。我那极富号召力的前言又成了观众纷纷抄录的第一个作品，许多人被前言深深地打动，边抄录边表示深有同感。
有过上海展出的经验，这次我又是唱主角，不得不直面观众，为川流不息的崇拜者讲解我的艺术，我已经开始习惯自我宣传这一套，对自己的艺术树立了自信。
湖北的观众比上海人更激动，因为他们的起点比上海低，对上海多了一份崇敬，也流露更多真诚。一位帮画展写广告牌的小青年叫若鸣，为了表达对我的敬佩，特意为我刻了一枚印章，原来他的篆刻已被收录在全国什么印集中，也算小有名气的青年篆刻家。他刻的这枚椭圆形“巨源”二字直到今天还不时出现在我的画上，构思精巧，线条金石味很足，是我最喜爱的几枚长用章之一。
蒋秘书是这次画展最忙碌的人，他已经筹划要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举办讲座，因为有许许多多的观众已不满足仅仅观赏画展，还要求亲耳听听上海画家的演讲，还要求请画家举行当众挥毫表演，总之比上海观众更疯狂。
陈巨源赠送给母校的书法作品
要求举办两场专题讲座和一场挥毫表演，步臻和培琛因为没有准备，一时难以上场；柏基在学院里是行政干部，登台演讲有点经验；我正好写有一篇“广义变形论”。于是就决定第一场由柏基讲“印象派艺术”，第二场我讲“广义变形论”。我们通俗易懂的普及讲坛，让美术爱好者们过瘾不已。
傍晚，周韶华请我们和栗宪庭吃饭，还有一位与栗宪庭同来的摄影记者。酒席是小范围，大家越来越熟悉，话题也更广泛，栗宪庭谈些北京美术界的内幕新闻，那是他的专利，我们也有些上海的见闻供大家一笑。在座还有一位周韶华的铁杆支持者，叫蔡迪安，在湖北是有点名气的油画家。
饭后还不过瘾，又一起来到我们下榻的学院宿舍，继续热烈探讨各种问题，那位摄影记者就拍了不少镜头，我的相机也及时记录了一些历史场景。可惜那时摄影条件差，业余摄影总不理想，135胶卷又放不清晰，于是年代久远就逐渐散失，保存得较好的又都被栗宪庭拿去，迟至二十年后才在回顾这次画展的《新潮》月刊中披露出来，我等都已垂垂老矣，可怜柏友已在美国亡故。
展出期间，美协还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公园的一座楼里，估计是一间很大的会议室，除了中间的会议桌，四周都排满了靠椅和茶几。恐怕省文化美术界的许多著名人物来了不少，那几位本来和周韶华意见相左的副主席也都出席了。会议开始，大家相继发言，首先请孔柏基介绍十二人画展形成的情况，也就是上海美术界的情况。柏基做惯大报告，像模像样地大谈了一通，对复杂的美术现状并不过多触及，只在探索、创新、争鸣上大做文章。这样的发言自然引不起什么反对的意见，于是一个个发言被引导到对十二人画展赞扬的立场上，整个气氛和谐友好，本来心怀不满的个别人也就没有了声音。其实画展的轰动效应他们早已了解，再发出不和谐音就有点不识趣了。栗宪庭代表北京发了言，更增加了“十二人画展”的份量。北京那位摄影记者拍了不少的现场记录，我的相机也拍了几张，不过不太成功。
尽管画展尚有半个月展期，我们在武汉的各项活动都基本结束，栗宪庭也圆满完成采访任务，提前返回北京，我们四人如要留在武汉等画展结束护送展品回上海也无不可，但这样太浪费时间，我早有趁此武汉之行赴三峡一游的打算，一提出来，只有培琛响应，柏基、步臻都称上海有事无法奉陪。商量下来决定孔、罗两人先回上海，我和培琛去游三峡，半个月后，我们回到武汉，正好画展结束，就护送展品回到了上海。
“十二人画展”重新唤起人们对艺术使命的再思考，从自然的奴隶到艺术的主人是现代人最值得骄傲的进步。从梵高、高更、塞尚的时代起，现代人已经懂得了艺术个性的解放必须放弃对自然的摹仿（而中国懂得这一点其实要早一千多年）。因为现代人的艺术已经不单纯以生产劳动或生活实用的需要为目的，它更重要的功能是表达人类复杂精邃的思想意识，揭示物质文明的客观本质，提供充分美好的精神享受，创造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十二人”试图证明我们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当年年轻的我们的确是这么想的。
没人知道历史会怎么写，“十二人”意味着什么。打破坚冰？载入史册？影响深远？只是一次画展，没有什么惊人的作品，不是一个画派，没有创造出印象派那样的所谓外光技法，只是一种渴望，一股热情和勇气。凭着年轻人散发出来的那股热气和水份，就把一盆散沙捏成了团。之后，水汽蒸发了，先是巨洪，接着培琛、润林、柏基先后去了美国。步臻也不甘落后，不久就涉足东瀛，健尔则南下澳门。十二人竟折其半，最后连柏友也在九十年代初远赴纽约，从此魂断异乡，成了洋鬼…… (全文完）
编后：我校57届高三丙班校友陈巨源是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美国国际艺术联网顾问，草草社社长，中国首届十二人画展总策划，巨源艺术公司董事长。曾就读于安徽大学，并曾在福建人民出版社从事美术设计工作。也曾从事工业设计，并任上海光学公司美术总设计。1985年，转为职业画家，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水彩画研究会，曾担任上海《画坛之友》艺术沙龙之“现代美术思潮系列讲座”主讲人之一。1988年，为上海黄浦画院画师。1990年，任“东方艺术艺友会”理事。
陈巨源在毕业六十周年庆典上发言
他参与的文革后第一个民间性质的现代艺术展览“十二人画展”与同年（197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星星美展”成为了拉开新中国改革开放后当代艺术序幕一南一北两个重要的标志性展览。这个展览展示了从印象派到立体主义等当时耳目一新的艺术风格，观众踊跃如潮，展期不得不延展一周。
毕业60年后陈巨源（前右二）和班级同学再次相聚在母校
时光已逝，岁月留下了历史。《十二人画展》已成为一个划时代画展，她为艺术走向新时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毕业60周年庆典上陈巨源（左三）向母校赠送书法作品
凝望着那条艺术的道路，仿佛听到，四十年前欢呼艺术之春降临的歌声，从遥远的空中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