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余秋雨的论争经过——孙光萱老师生前尚未发表的一篇文章

2013/4/17

 

 我和余秋雨的论争经过

——孙光萱老师生前尚未发表的一篇文章

最近，我突然在电脑中发现了一篇孙光萱老师的文章，他曾嘱我设法在京发表，当时我找了两家杂志，都不肯发此文，之后他的这篇一直发不出去的文章在我这里也就不了了之。记得我还把这一结果打电话告诉过他。

现在看来，是件很遗憾的事。

孙老师在这篇遗作中，还是用心平气和的态度回顾自己与余秋雨论争的经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的一颗光明磊落的心。

                                 1956届校友 张森根于北京

                                                                                                   2013.4.9.

                  我和余秋雨的论争经过
                                  ——答客问
      一天，上海教育学院一位退休老师来看我，他对我和余秋雨的论争很有兴趣，于是就清茶一杯，边问边答如下——

     问：你以前不是很欣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吗？记得你好像还在上海教育学院向学员作过推荐《文化苦旅》的辅导报告，是吗？
     答：是的，我当时确实欣赏《文化苦旅》，该书出版后，上海教育学院院图书馆负责人要我举行一次分析《文化苦旅》艺术风格的报告，我就答应了。我还和沈惠乐、谈彦廷等老师谈过，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有的研究朱自清，有的研究沈从文，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过最突出的是戴厚英、余秋雨两人。

     问：那你为什么要同他吵翻，写文章勇敢地揭发他的错误？
     答：我没有同他吵嘛，别人说我“勇敢地揭发”，也不符合我的本意，我那篇《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载《文学报》2000年4月第1134期）写得十分客观公正，目的是好好规劝他一下。不妨把当时写作的背景介绍一下，2000年初的一天，我去看望行走不便的陈孝全教授，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余秋雨的《答余杰先生》的公开信？我说还没有看过，他要我好好看一看，他对这篇文章很不满，顺便说了署名“石一歌”一事，老陈说他在前一天晚上讨论这个笔名时，余秋雨还曾建议易“歌”为“戈”呢！我回来看后大吃一惊，接下来几天和朋友商量，大家都说余秋雨连“石一歌”成员、写作组本部成员都否认了，发展下去如何得了？应该好好劝劝他，并认为我是合适人选，一则我比较了解情况，二则我和余是余姚同乡，私交还不错，我请余秋雨等三人到我家吃过饭，到玉佛寺附近他家访问过，他当时不会骑车，我借给他自行车，供他在复旦大学操场上练习（说句笑话，他还欠我几元钱的修车费呢）。“清查学习班”结束后各自东西，但也通过信和电话。不过这时为难的是他搬进康平路新居以后，地址不清，电话保密，“庭院深深深几许？”如何是好？打电话问戏剧学院，也是“无可奉告”。反复考虑后觉得心中无恶意，笔下是诤言，写就写吧。为了增加文章的说服力，文章的第三部分我把自己也摆了进去，谈了自己的错误，委婉地批评了一下余杰，说他不了解我们这代人当年的处境和苦恼，写这部分我是动了感情的，这一点香港作家董桥也看出来了，他说：“孙教授叙述这段往事的笔调平静，读来却有一股淡淡的悲凉。”（《一篇讲真话的重要文章》）

     问：你当时估计余秋雨会作出什么反应？
     答：我以为他会保持沉默，因为我那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第二部分只是很有限地纠正了他答余杰公开信中某些说法，很多问题根本没有涉及，第三部分又谈了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实际上是要求年轻人谅解我们，这里的“我们”自然也包括余秋雨在内——说到底这不也是帮余秋雨说话吗？既然如此，余秋雨还能说什么呢？没有想到他很快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完全把水搅浑了！
 
     问：怎么搅浑了？
     答：我只说几点，1、我和余杰没有任何联系，他却一口咬定我是余杰的后台；2、余秋雨说他很早就离开我们了，彼此没有联系了，指责我“有什么证明资格”？这是很能欺骗广大读者的，问题是读者不知道，你余秋雨怎么会把我们一起参加写作组清查学习班的事忘得精光呢？3、明明我只谈了很少几个问题，余秋雨却说这些事情“直接关系政治事件的审查重心，为什么隐藏二十年不揭发”？这样一来，我倒落得了一个“不揭发”的罪名，真是荒唐可笑！还有，这些事情怎能说是“审查重心”？余秋雨如此夸大，不也有误导读者的用心吗？我看了之后十分惊奇，总觉得和头脑中固有的余秋雨那种“温文尔雅”的样子合不起来。说到底，只能怪自己太“迂”，不谙世故，还是周献明先生（原“石一歌”成员，后调北京工作）说得好：“那段历史究竟怎么样，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余秋雨也不会健忘，不过如今他名声如此之大，不想承认罢了。在我看来，他想割断那段历史，当年的朋友他都不认了！”后来曾文渊等人竭力鼓励我写文章反驳，我就写了《我为余秋雨先生感到害羞》（此文标题是编辑部临时改动的，原来的标题是《我为什么要写〈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可见，我并不是主动出击，而是被余秋雨逼得没有办法才应战的。

     问：以后你们的论争怎么会越来越大？
     答：以上可说是论争的第一阶段。我开始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没料到2000年8月《新民周刊》发表了长篇报道《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气派很大，但破绽百出，只举一个例子，此文重复余秋雨本人所说的只写过一篇半文章，其实光署“余秋雨”真名的文章就有好几篇呢，怎么可以如此欺瞒读者？后来，我和曾文渊访问了夏其言老人，才发现这篇报道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写了《夏其言老人没说过余秋雨“文革中没问题”》（载《作品与争鸣》2001年第2期），此外，与此相关的我还写了《也谈为文和做人的“规矩”》（载《山西文学》2001年第2期）。说到底，这又是余秋雨先生逼迫的结果。

     问：余秋雨和古远清打官司和你有没有关系？
     答：如果说以上是论争的第二阶段的话，那么，余秋雨高举“官司大棒”就到了第三阶段了，我当时谢绝了一切记者采访，保持低调，静观其变，只是因为余秋雨越到后来越不像话，竟口口声声骂我是“诽谤者”，在京沪等地报刊上他总算没有公开点名，但在2002年8月回答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问时竟说：“我很不愿意提孙光萱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给我造成了几乎一生的灾难。”“今天老态龙钟又柔声柔气的那个人，几十年前一次次勒令我‘坦白交代’。”当记者问余秋雨：“孙光萱会不会列为下一个被告呢？”余秋雨明确回答：“发展下去一定会。”我也只好出来作些澄清和辩驳，陆续发了一些文章，如《夏其言批评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载《太原日报》2003年11月26日）等，但大概也因为“名不见经传”的缘故，只能发在一些发行量不大的刊物上，不像余秋雨先生那样叱咤万里，通行无阻。

     问：你还能举些余秋雨攻击你的例子吗？
     答：再举一个例子，鉴于余秋雨喜欢用已经逝世的老人为他张目，造成“死无对证”的情况，我曾向他提出一个要求：“按‘规矩’写好自传，并且及早使它问世，至少不能像公开信那样，在周纯麟、车文仪同志逝世以后再来回忆他们。”（《也谈为文和做人的“规矩”》）这当然是向余秋雨将了一军，余秋雨也完全可以反驳，但总得遵守游戏规则即“棋法”吧，可是余秋雨不，他在《苍老的河湾》（载《美文》2002年第4期）中气势汹汹地说：“我曾看到一个躲闪了几十年而终于当上了‘见证人’的老兄先在报刊上诬陷我，然后又在报刊上教训我：记住，今后要说明历史真相，不要等到老人死了之后。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老人死了之后，全成了他们的天下，连历史也要听命于他们的狞笑。”看，又是“躲闪”，又是“狞笑”，又是完全歪曲了我的原意，这算什么逻辑！

     问：《借我一生》出版后又有哪些变化？
     答：《借我一生》对我攻击很厉害，其中一个绝招是给我取了一个不堪入耳、人听人怕的绰号：“金牙齿”。对此，我已经发表了《金牙齿有话要说》（载《文学报》2004年7月29日），请大家找来看看。

     问：《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新京报》8月13日报道了不少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谈话，你有什么感想？
     答：我熟悉高义龙、徐缉熙，深知他们的为人，他们的谈话是可以相信的。没想到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也出来说话了，他明确说是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点名余秋雨跟随自己访问日本的。把他们的谈话和我四年前发表的《正视历史轻装前进》相对照，我真想问余秋雨先生：我当时所讲的有哪一件、哪一句说错了？

     问：《南方周末》发表了《余秋雨片断》（2004年7月29日）的长篇报道以后，余秋雨先生有没有继续攻击你？
     答：不但有，而且嗓门更高，骂得更凶了，请看余秋雨在答记者问时说：“他说我写的‘金牙齿’就是他，这种大胆的自我确认让我不寒而栗，我可从来没有这么说。‘金牙齿’那可是一个靠疯狂地揭发陷人于死地的形象啊，如果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仅仅这个‘金牙齿’，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或至今仍在监狱。即使不是‘金牙齿’，这个人也够叫人毛骨悚然的了，广大读者请想一想，在你周围如果有一个人与你并不熟悉，居然能把你三十年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部记录并秘密留存，三十年后一一发表并全部由他解释，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不是伪造，一定有非常特殊的理由，那么，这个非常特殊的理由又是什么？”（见《那个叫余秋雨的草人当然不是我》，载《北京青年报》2004年8月13日）这番话真是荒唐透顶！试想：我只不过有记日记的习惯，那天买了什么书，见到了什么人，借了谁的钱，顺手记上一笔，如此而已。哪里会想到认识的朋友中后来居然会冒出一个名闻遐尔的“文化大师”！而这位“大师”又偏偏要赖帐，连最基本的事实（如曾是写作组本部成员）也否定得一干二净！我写文章劝他，他翻脸骂我是“诽谤者”，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想到日记中也许会留下“文化大师”的一些蛛丝马迹，这位“大师”开始不是曾经放言要别人拿出证据来吗？我这样做正是响应了他的“号召”呐。至于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那就未免“过奖”了，像朱永嘉和他商量去日本访问，王知常和他讨论修改文章，等等，我们这些不在康平路写作组本部的人怎么能得悉其中的底细和奥秘呢！

     问：有些人觉得你写的文章不干脆，调子比较低，不像有些年轻人写的那样痛快淋漓，这是不是和你处于“弱者”的地位有关？
     答：不。我牢牢记住两句话：“历史无法改变，认识没有止境。”要知道“文革”是一个大灾难，我们作为过来人，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已经无法改变了，这首先是时代的悲剧造成的，不能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当然少数阴谋家野心家另当别论），对于余秋雨的“文革问题”也应作如是观。关键是我们总得不断提高“认识”，吸取教训啊！特别是像余秋雨这样以“文化大师”自居的人，更应在提高“认识”上起到示范作用。但他不，举一个例子来说，余秋雨写了《胡适传》，这没有什么大不了，解放前胡适跑到台湾去了，当时谁不骂啊，我也写过骂胡适的文章。对胡适较为公平的评论，是直到八、九十年代胡绳、吴江等前辈学者才开始的。可是余秋雨始而把初稿推给其它历史系教师所写（任意编造），继而说自己看不到“胡适的任何书”（否定了写作组有借书的特权），还说此文只开了一个头就没有了下文（公开抹杀自己后来写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等文章），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才是最要不得的事！我指出了其中几点，他非但不检查，反而倒打一耙！  
     我还有一个想法，余秋雨不管怎样，他终究是文化名人，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所以我写文章也必须对他负责，不管他如何骂我，诽谤我，我决不学他的样，例如我提到他为姚文元修改《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作资料准备，有人误以为把余秋雨调到了姚文元的身边，我赶快向有关作者提出，予以纠正，又如我在批评余秋雨的同时还不忘补充一句：“我们不宜笼统地否定余秋雨爱读书的习惯，即使当时一度为左的路线所误，到了今天，这些看过的书籍资料也可以转化成为有用的知识积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就是希望余秋雨振作精神，改正缺点，再作贡献吗？要知道“文革”中那种对人不负责任，动不动就打倒一切、彻底否定的流毒再也不能继续了！讲话要老实，办事要诚信，这正是知识分子应当牢牢守住的道德底线！

                                  （全文完）

(应许多校友的要求，我们把孙光萱老师的这篇文章刊载在校友网上，以寄托我们对他的怀念，也帮助孙老师实现他生前的一个小小的愿望。文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不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