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郦家驹同志

2013/4/17

 

深切怀念郦家驹同志

李祖德

2012年12月20日，郦家驹同志也与往日一样，早晨起床去盥洗室上完厕所、刷牙、洗脸，然后回到大厅的椅子上坐下，不久慢慢垂下了头，身体因支撑不住而倒下，就这样告别了这个美好的世界，告别了众多亲朋好友。他走得那么平静，那么安详。

郦家驹同志生于1923年，江苏南京人。1943年到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后转到复旦大学于1947年毕业。毕业后在当时的江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钱穆先生的助手。1950年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任教。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历任助研、副研究员、研究员、历史所学术秘书、宋辽金元研究室主任、历史所副所长、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5年正式调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任秘书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方志出版社社长等职。我有幸于1964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历史所工作，1994年又调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与郦家驹同志又一起工作，长期共事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54年。郦家驹1957年调到历史所，正值历史所初创时期。当时历史所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研究人员奇缺，图书资料完全是白手起家，办公地点与宿舍是在东四头条的小平房里。郦家驹同志到历史所后，担任历史所二所的学术秘书，与历史所一所的学术秘书林甘泉、田昌五共同处理全所的日常工作，时称历史所的“三驾马车”。1960年历史所一、二所合并，由郦家驹同志负责全所的学术秘书处工作。所谓学术秘书的工作，事无巨细，业务繁杂，其中包括高级研究人员的引进、到高等学校招聘大学生、各组室机构的设置、学术委员会的建立、科研项目与人员的安排、起草各种文件与书信往来、处理各种日常事务等等。郦家驹同志为此做了大量工作。这些琐碎的事务工作，现在要具体一一说来已无从说起。不过我们从历史所同仁的一些回忆录中，也述及到郦家驹同志当时的一些工作情况：“1962年秋，我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毕业后，分配到历史所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当时历史所没有设置断代研究。唐宋研究人员附在老三组（明清），正副组长是向老（杨向奎）和（郦）家驹同志。”“翌日，家驹同志带领新到老三组的我等四人去副所长外老（侯外庐）家拜访”[①]。从郦家驹同志带领刚分配来的四位大学生到副所长侯外庐家去拜访这一细小的点滴事情，可以看出他工作之细心与认真负责。在他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历史所出成果，出人才，得到很大发展。他做工作之多，当时被所里戏称为“二所长”。也正因为这个“二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遭到残酷的批斗与迫害。“文化大革命”后，郦家驹同志任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主任，1982年为历史所副所长，举凡业务计划、课题项目、党政要务、人事统战、评定职称、住房分配等等，每项工作都耗费他大量的心血。郦家驹同志为历史所的初创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编地方志最早发端于1957年《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草案）中，由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领导，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1980年胡乔木同志提出“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编修新方志”，并于次年成立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会上要求恢复地方志小组工作。1983年，地方志小组改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但日常工作仍由中国地方史志协会负责。1984年11月指导小组作了调整，其中郦家驹同志为指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孔令士同志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协助梁寒冰副会长工作。原本由中国地方史志协会负责的日常工作，改由指导小组秘书长与办公室来负责。

郦家驹同志工作经验丰富，组织能力强。他到指导小组正是《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制订与颁发之时。《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一次明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是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的独立机构，确定新方志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以及各类方志的编写体例方法等问题，使各地修志工作有所遵循，对当时的修志工作是一份原则性与指导性的文件。郦家驹同志参与了这一文件的制订，花费了不少心血。此后他又到许多地方做了大量调研工作。根据他的《工作日记》，从1985年8月8日~10月8日，花了两个月时间走访陕西、河南、山西、湖北、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修志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回来后向曾三、梁寒冰作了详细的汇报，其中最需要迫切解决的是编修人员的职称待遇与志书不能公开出版的问题。这是修志工作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当时修志队伍号称“十万大军”，如果编修人员职称待遇不能解决，还有谁去干这种“辛苦、艰苦、清苦”的工作。他们辛辛苦苦编修出来的志书，如果不能公开出版，仅供“内部参考”，严重影响修志人员积极性与志书作用的发挥。为了开创方志事业的新局面，必须及时解决摆在方志事业发展中的“拦路虎”。1987年指导小组向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打报告，要求修志专职人员按照“编辑人员及编辑职务”进行聘任并得到批准。1988年又打报告给中宣部，要求改变“新方志暂限内部发行，严格控制印数”的规定，从此大量的新编方志得以公开发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与郦家驹同志的调研与努力分不开的。

经过指导小组全体同志的努力，全国地方志编修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可是好景不长，指导小组遇到很大的麻烦。1989年具体主持指导小组工作的梁寒冰同志去世，次年指导小组组长曾三同志病故。18位指导小组成员先后去世8位。中国地方志协会会长与副会长7位，病故5位。因此从1989年以后地方志工作长期处于无人领导的困境。当时指导小组工作条件很差，办公地点是租借的历史所几间办公室，编制只有10人，办公经费17万元，指导小组工作只能勉强维持。郦家驹同志就成了“维持会会长”。指导小组虽然名义上是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的独立机构，但实际上是由历史所具体操办。因为当时梁寒冰同志是历史所分党组书记兼副所长，指导小组的许多困难与问题，历史所有时可以帮助解决。但梁寒冰同志去世后，指导小组就失去了依靠，而代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又不愿过多承担责任，指导小组何去何从也就成了问题。根据郦家驹同志的《工作日记》，1991年7月5日，邓力群同志约见郦家驹听取汇报，并表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与当代中国研究所合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原指导小组成员重新组合。在指导小组面临生死存亡问题的时候，郦家驹同志多次向胡乔木、梅益等同志反映情况，要求指导小组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1991年10月17日，胡乔木等同志约见郦家驹谈话，取得胡乔木等同志的同意与支持，指导小组才避免被其他单位合并的厄运。此后，郦家驹同志多次与院领导联系，要求加强对指导小组的领导。1992年8月19日，郁文同志找郦家驹谈话，听取指导小组情况的汇报。1993年4月28日，吴介民同志拟请郁文同志主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并取得郁文同志的同意，由郦家驹起草给国务院打报告，要求成立新一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经过多方努力，到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以李铁映同志为组长、郁文同志为常务副组长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正式成立。新一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成立，摆脱了1989年以来被动的困难局面，开创了中国地方志事业的新起点。这与郦家驹同志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他对中国地方志事业的顺利发展与对指导小组的贡献，功不可没。

1994年，我从历史所副所长岗位上下来，调到指导小组与郦家驹同志又一起工作。在此之前，我们在历史所工作中虽有一些联系，但这次通过近距离的一起工作，对他的办事认真负责与对同事下属宽厚大度的工作作风有了深切的体会。记得我刚到指导小组不久，他就到我家登门拜访，了解我以及家里的一些情况。他过去是我历史所的领导，从学识和年龄上来讲是我的老师辈的长者，按礼是我应该去他家拜访请教。他的到来使我十分感动，至今念念不忘。临走时，他给了我一大包复印资料，我打开一看，其中有万里、胡乔木、胡绳、曾三、梁寒冰等领导同志在各种场合的讲话，有向国务院、中宣部等上级部门所写的报告与批文，有各种工作会议的报道与纪要等等。这些资料使我对1995年之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工作情况有了一个总体了解，使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如果说，我到地方志工作开始尚有些顾虑的话，郦家驹同志的登门拜访，使我坚定了信心，协助他把工作做好。

我到指导小组工作，一开始主要是筹办方志出版社，并得到郦家驹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早在1993年3月11日，郦家驹征得胡绳同志的同意准备建立方志出版社，并起草向新闻出版署打报告，提出申请[②]。我到指导小组后，他几次要我到新闻出版署找叶树人、杨牧之同志联系。每次去之前，由于我不了解情况，他都亲自口授我去说些什么，强调指导小组办方志出版社的各种有利条件与必要性，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以后又经河南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邵文杰同志与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仙同志联系与沟通，出版社终于批了下来。据说当时申请出版社的有两百多家，新闻出版署只批准了两家，而方志出版社就是其中的一家，实属不易。可以说，方志出版社的成立主要是郦家驹同志努力的结果。

第二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成立，使中国地方志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需要，指导小组过去存在的困难与被动局面必须要有较大的改善，尤其是人员编制与办公经费更为迫切。郦家驹同志带着我到中央编制办公室去联系。以后他又几次派我去反映情况，找了不少人。最后中央编制办公室批给指导小组正式编制由原来的10人增加到40人，给方志出版社自负盈亏编制40人。编制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剩下的还有一个办公经费的问题。指导小组办公经费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拨，经费很少，起初每年17万元，后来虽增加到23万元，但仍捉襟见肘。郦家驹同志多次向财政部反映情况，最后找了在财政部工作的一位中学同学，指导小组办公经费由原来的23万元增加到40万元[③]。人员编制与办公经费的解决，为指导小组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一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后，郦家驹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现在单从一件事来加以说明。放在我面前有一份他书写的《关于召开第一次组长办公会议的一些建议》，用蝇头小字写了满满十三张纸，全文约有七千多字。这份《关于召开第一次组长办公会议的一些建议》“对我国方志工作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指导小组今后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才能更有效的起指导作用”提出许多原则性的意见。《关于召开第一次组长办公会议的一些建议》用大量的具体事实与数据总结地方志工作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如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委会具体组织实施的格局，形成一支11万人以上的修志队伍，已经出版各级志书1549种，并在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提出修志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修志机构没有制度保证，修志队伍素质很不理想，志书质量参差不齐以及发行量少，搁置而无人过问。修志队伍面临政府机构改革与商品经济大潮的双重冲击。指导小组也存在编制、经费、办公用房等方面的困难等等。“面对如此形势出路何在？”《关于召开第一次组长办公会议的一些建议》认为：“首先要对方志事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次是必须建立制度，再有一条是抓队伍素质的提高，又要有较为长远的设想”。其中指出“地方志是一项长期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建设工程”，“省志二十年续修一次，市县志十年至十五年续修一次”。修志任务不要“仅仅约束在编写地方志这个范围内”，应该有所发展，有所创造，如提供咨询、编写乡土教材、开展地情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等，强调“志书既要看到现实意义，更要看到它的长远意义；既要力避把志书写成宣传品，但又应当与现实相适应”；地方志工作需要制度化、法制化；修改《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制订新的《中国地方志工作条例》；召开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举办研究班、培训班；提倡“把现代化手段引入方志工作”并及早做出规划，等等。这份《关于召开第一次组长办公会议的一些建议》思路清晰，分析透彻，字体工整，一气呵成，不经过长久的深思熟虑是写不出来的。它对以后地方志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尤其是对地方志工作了解不多的大部分新来的指导小组成员帮助很大。对今后指导小组如何开展工作，为指导小组领导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事实证明，指导小组在以后所实施的许多工作，无不与《关于召开第一次组长办公会议的一些建议》有关。

郦家驹同志对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为名利，处事低调。他在历史所工作期间担任过许多领导要职，为解决中老年知识分子住房做了不少工作，但他自己却在历史所副所长岗位上退下来后，才从永安里狭小的宿舍里搬出来，时年已67岁。他在指导小组工作的16年期间，从来没有用他个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文章，尽管由他起草的文件与讲话很多。他身为指导小组秘书长，有许多省志办邀请他到各地考察，有许多在名胜之地召开的各种会议，他一般都婉言谢绝，或让其他同志去参加；他就是去了，也出言谨慎，从不“下车伊始”。记得约在1999年，我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同学在《文汇报》当记者，提出要写一篇有关地方志的报道。到北京后采访了郦家驹同志，回沪后以问答的形式写了一篇郦家驹同志采访录，不久寄来清样。清样寄回以后，郦家驹同志与我商量，考虑到单天伦同志刚从院里到指导小组担任副秘书长不久，为了便于他今后在地方志工作，在方志界扩大影响，建议把郦家驹的名字一律改为他的名字。文章发表后寄来四百多元稿费，郦家驹同志不肯拿，叫我交给单天伦同志。他不为名，不为利，一切从有利于工作出发，由此可见一斑。

郦家驹同志对宋史有很深的研究，曾任宋史研究协会副会长，写了一些论著。但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毫无保留地用在大量的组织工作与行政事务上，严重影响了他的科研时间和科研成果。尤其到指导小组后，基本上不能再搞科研。1995年12月，他去美国探亲，次年5月回京，在这短短的5个月里，他抓紧时间在美国撰写了20多万字的《宋代土地制度史》。专著写好后，有人劝他到方志出版社出版。作为方志出版社的一社之长，要拿一个书号出版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他坚决拒绝，认为不能公私不分，借公济私，以致这部书稿至今仍搁在他的抽屉里。

郦家驹同志学识渊博，国学根底深厚，待人真诚，工作勤恳。这些优良的品质，是与他父亲自幼的教导分不开的。他父亲郦承铨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家、鉴赏家，曾是厦门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台湾大学教授，在文史方面写有很多论著。1950年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56年，在他的主持下征集著名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一段（剩山图）真迹残本，近年与台湾所藏的另一段《富春山居图》合璧，成为海峡两岸佳话。他父亲教子甚严，认为“字如其人”，因为“写字与治学、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他让郦家驹临颜真卿家庙碑和欧阳询九宫醴泉铭等，并对临帖的字课逐一批改。因此，郦家驹同志练有一手好字，字体方圆端正，厚重中透出灵秀。凡见过他写字的人，无不绝口称好。郦家驹同志最后在回忆他父亲时写道：“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真诚厚道地待朋友，一丝不苟地做事情，父亲的这些教诲，我们当永志不忘”[④]。他父亲的这一教诲，正是郦家驹同志一生为人的缩影与写照。

2000年，郦家驹同志因年龄关系而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在他去世前的十多年中，与众多亲朋好友经常欢聚，其乐融融。他常去颐和园游玩，植物园赏花，到香山爬山，到杭州探亲，到承德旅游，生活丰富而充实。后来因眼力不济，不能看书写字，其夫人章名立每天给他读一些新闻与其他感兴趣的文章。他退休后，虽然不常出门，却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消息非常灵通。这主要得益于众多朋友同事的电话联系。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尧、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的黄勋拔，虽然大家都已退休，天各一方，但过去工作中结下的深厚友情，使他们联系不断，有的还从美国打电话来与他联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光华附中（1952年改为华东师大附中，1958年又更名为华东师大一附中）任教中的一批学生，毕业后有许多在北京、上海等地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还和我保持着联系。有一份难以割舍的友情，仍然在我们之间维系着”[⑤]。在庆祝郦家驹同志八十寿诞之时，他的学生在文章中写道：“在涉及个人名利和物质待遇时总退避三舍，超然物外，清寂自守，处处闪烁着淡然出千钧的人格魅力”[⑥]。到了近几年，他的肺气肿日益严重，尤其到秋天时节常咳嗽气喘。我劝他每到秋天多吃一些新上市的核桃与生梨，他就连吃了多年，从不疏漏。2012年11月我从上海回京与他通过一次电话。在电话中与过去一样，我们谈笑风生，无话不谈。可是我第二次去电话时，他咳嗽连连却谈兴正浓，欲罢不能。我怕他太累，就中断了这次谈话，想不到过了几天他竟溘然去世。这次谈话却成了我们最后的话别。他的去世，使我痛失了一位良师益友。几十年来，他对我为师为友如同长辈般的感情，永远铭记在心头。

郦家驹同志为历史所的初创，为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花去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他虽不在了，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犹存，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写于2013年2月）

（转载自《中國地方志》杂志2013年第4期。本文作者李祖德，历任中國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國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秘书长和方志出版社原副社长兼总编辑等职。）

[①] 《求真务实五十载》，李斌城：《温馨的学术家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郦家驹：《工作日记》。

[③]郦家驹：《工作日记》。

[④]以上所引皆见于《郦承铨书画选集》，郦家驹：《深切的怀念》，西泠印社2000年版。

[⑤]郦家驹：《值得怀念的一段往事》，2006年7月9日。

[⑥]张森根：《教育的造化，人格的魅力》，2003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