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人生（二）(1966届中五甲班 刘井山)

2017/10/8

回望人生（二）

1966届中五甲班  刘井山

2.我的学生时代

我的童年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生活在贫苦之中。建国之初国家号召多生多育，所谓生得越多越光荣，结果我父母共生育六个子女。一家八口人，全靠一点微薄的工资维生。雪上加霜的是，五十年代中期父亲所在的建筑公司为支援大西北建设，整体搬迁到西安，这样，父亲和我们就开始两地生活，本来不多的工资又要分两处开销。父亲每月寄回家50元（他自己留下的肯定少得可怜），加上母亲在街道加工厂每月的十几元，要应付全家的日常开销，还要供我们读书，其窘况可想而知。

我小时候很少看电影，难得穿新衣服，几乎不买零食，因为家里没有钱。我上小学、中学时学费都是减免的。而为减免学费，按例要写“申请书”，每当此时，年幼的我常有一种屈辱感，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我一生都有自卑心理，可能就是从此产生的。

我（后排右一）在临近初中毕业时参加团支部活动

我从小接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我是在上海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念的小学，在华东师大一附中读的中学，两所都是名校，教育质量都很高。那时学习《革命烈士诗抄》、《红旗飘飘>、《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后又学雷锋，学毛主席语录，所以我思想上一贯比较激进，在少先队、共青团或班里都是干部。

1966年我高中毕业，正准备参加高考，突然“文革”爆发了。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造反”的行列，成为“造反派”。这一点也不奇怪：响应毛主席号召嘛！所以学校“造反派”中的“三好学生”也是不少的，并不像现在一些文艺作品描写的那样都是一群不求上进、调皮捣蛋的人。当然，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向当年受我们“革命造反”冲击、伤害的老师、领导道一声歉也是应该的，只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作古，只能请他们在天堂里原谅我们了。

此后，我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步骤”，在“文革”中折腾，度过了真正虚度年华的两年。

高中毕业时我（后排左一）响应毛主席号召在校投入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夏天，我们面临毕业分配。学校成立了一个分配小组，其成员有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我荣幸地成为学生代表。当讨论到我的分配去向时，我被要求离场。事后知道把我分到属于六机部的新中动力机器厂，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最好的单位了，但被我立即拒绝了：管分配的人把自己分到最好的单位，这让别人怎么看，这不是无耻吗！那么我应该到那里去呢？当然应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最艰苦的地方就是黑龙江、北大荒。所以我坚决要求到黑龙江去。

这里要注明一下，上山下乡到北大荒的知识青年据统计总共约有55万人，但这些人可以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为界，分为两种情况。在号召之前去的都是完全自愿的，没有受到任何行政上的强制，可以说是豪情满怀、笑着去的。当时我们慷慨激昂，在表忠心的会上抢话筒、争发言，还有写血书的，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但在号召之后去的就有些不同，据说强制措施五花八门、花样百出，不少人是被迫无奈，怨气冲天、哭哭啼啼走的。我这样说难免有些人会不高兴，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我反映的是一点事实，并无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意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