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附中后的第一站——四川雷达兵生活杂忆（1）(66届中五甲班  姜叙伦)

2018/1/8

编者按：姜叙伦是我校66届中五甲班校友，他本属中四年级学生。当年一附中在教学改革中大力举荐学有特长且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跳年级学习。本来中学五年制已经比常规六年缩减了一年，而姜叙伦同学又被破格提前跳级至中五年级，学制再减去一年。此项改革措施可谓更大胆，学校领导和老师为之承担的风险也更大。

虽然由于“文革”，姜叙伦这位中四年级的跳级生没有机会经受高考检验，但近一年的跳级学习证明，这个缩短学制试验对姜叙伦同学是成功的，他也可以说是后来中科大试行少年班的先行者。

应本站之邀，姜叙伦同学将他离开附中的生活第一站——四川雷达兵部队经历写了篇稿子，揭示他的这段生活也离不开附中教育的奠基。从今天起，本站分段为大家展示。

离开附中后的第一站

——四川雷达兵生活杂忆（1）

66届中五甲班  姜叙伦

歌曲《我是一个兵》（演唱  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

一、参军当了雷达兵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们部分六六届高中的应届毕业生正在港务局参加劳动锻炼，在装卸作业区当码头装卸工。听到征兵的消息，我没怎么多考虑就和很多同学一起报了名。这自然主要出于多年教育下形成的保家卫国匹夫有责的传统情结，但文革初期高潮过后的无所事事、高考取消和毕业分配迟迟未来而引起的对前途的迷惘多少也是因素。那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还没有下来，当兵没有后来那么热门（六六、六七两届毕业生后来大部分同学都被分配去了上海工矿或市郊）。三月下旬，我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从虹口体育场出发，坐了五天的闷罐子车到了成都附近的新兵连驻地，知道了我们去的是成指（成都空军指挥所）属下的雷达团，看管着半个四川的天空。

中五甲班同学欢送参军的陈培元（前中）和我（前右一）

那时一起参军的附中同学，高中的有赵长天、李道瀛、王华坤、钟子敏、周继奋、陈培元、贺国范、于胜海、陆汉生、蒋震华、黄正篱和我，初中的回想起来的有林明渝、张冠群、周泉书、张海寅、赵燮臣、张卫健、徐瑞仪、戴鳌成等人。

经过一段时间在新兵连的教育后，我们和其他上海入伍的战友一起，被分到各个雷达连或机关。主要的岗位有雷达操纵员、油机员（管理发电用的柴油机汽油机）、标图员、报务员等等。雷达站的工作是由操纵员在雷达上搜索回波信号，发现空中目标后报出方位距离高度等数据，报务员发报把这些信息送到有关部门，同时由标图员在地图上标出，提供给指挥部门。那时通讯是用点划（分别称为“嘀”和“哒”）组合成的莫尔斯电码的电报，如今除了在一些谍战戏等影视节目中还可以看到以外，早已经基本没人用了。当时做梦也不会想到如今的微信时代，只用一个袖珍笔记簿大小的智能手机，普通人点几下手指就可以把文字、照片以至视频即刻送给千万里外的朋友。当年我们在成都一个雷达站和指挥机关安装有一套图像遥传装置，只不过是把每分钟十帧左右的雷达显示器图像传送到指挥所的接收器屏幕，就已是最先进的图像设备。这套遥传设备本身差不多也是一个小型雷达系统的规模，有专门技师负责维护管理，有时需要紧急维修，成指首长特地把自己专用的小卧车派出接送技师。

学校赠送的纪念品

我和附中六七届初中的张卫健和其他上海新兵共十人被分到团技术处的修理所，我和张卫健是雷达技工。我们在附中时都玩过无线电收音机，对这份新工作很喜欢。没多久张卫健被抽调去正在参加援越战争的高炮部队。分到修理所的有些上海兵听到这个消息也去找领导要求上前线。张卫健觉得别人是要换他的名额，有点不屑，说自己是出身于军人家庭，上前线是理所当然，哪轮得到其他人来争。结果仍是他被调去。他们求战心切，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说来惭愧，我们在西南大后方当雷达兵，经历的刀光剑影不多，算是在“养兵千日”吧。但这并非坐吃空等，而是总在准备着“用兵一时”。部队严格的管理和紧张的训练对人的意志和身体都是考验，特别是一些分到藏区和彝区高山雷达站的战友，长年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四季冰雪覆盖的高山顶上，好些高山连队还没有造营房，大家一直住在帆布帐篷里，用油灯照明（只有在雷达开机时电灯才有电），靠烧干牦牛粪取暖，又常常要干筑路修阵地建营房等强体力劳动，条件之艰苦是过着现代生活的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即使是在平原连队或分在机关，不分日夜的战备值班，时不时的紧急任务，甚至部队的农副业生产劳动，对我们这些从学校出来的城市兵也都是锻炼。我们附中高中一起参军的12个人，有四位现已过世，比率明显高于同龄人的平均值，当年的艰苦和紧张应该也是一个因素吧。

（未完待续）